沙俄财政大臣维特获此消息，捷足先登，愿借中国巨款，但条件极为苛刻：中国应允许俄国建筑并管理满洲及中国北部的铁路，给予中东铁路公司在“南满”修筑铁路干线的权力，并允许在港口筑码头和俄船自由出入；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职位空缺时，应聘请一位俄国人充任；借款以海关税收为担保，不足时则补以地税和厘金。英国获悉消息，也立即作出强烈反映，要求清廷举借英款，并针尖对麦芒地提出了与俄相抗衡的条件：应由英国管制中国财政，允许英国将铁路由缅甸修至中国的长江流域，开放大连、南宁等地为商埠，长江流域不得割让与他国，英国在中国内地贸易应较前有更多自由，外国商品在各通商口岸免纳厘金。 

沙俄政府看到英国的条件显然是要夺走自己心目中的领地大连后，即刻暴跳如雷，指令驻华公使警告李鸿章：大连若开放为口岸，俄国立即与清绝交。清廷中的亲英派张荫桓等人则以英国贷款期限长，利息低，力主借英款。结果此言犹如捅了蚂蜂窝，沙俄公使又亲到总理衙门正闹，并警告清廷说，中国若不借俄款而借用英款，俄国必兴师问罪，大难必落在清廷头上。翁同龢等与之辩论两个小时，双方面红而赤，不欢而散。俄使刚走，法使又来，竭力劝中国拒英款而借俄款。法使刚走，英使又接踵而来，清恭亲王奕訢亲自接待。两人刚一落座，英使即出言不逊，高声斥责清廷无“主见”，挖苦说，中国既为自主之国家，为何不敢用一语质问俄人；况且英国无有对不住俄人之处，俄为何要阻止中国向英借款呢？奕訢无奈，劝慰良久，英使方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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