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文化,同时在不同层次上作用于对外政策的进程。有史料证明,同属一种文明体系的国家间关系——如欧洲文明体系下的国际关系——与处于不同文明体系下的国家间关系,具有根本性差别。因此,不采用文化比较学的方法,不利用这一领域积累的史料,很难研究任何一种处于不同文明体系下的国际关系。
俄国的*文化建立在拜占廷道德标准和欧洲传统的基础之上,主张所有主权国家一律平等。在我们考察的17至19世纪期间,俄国和清帝国是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完全可以相提并论的封建大国。俄国方面把与中国的*交往视为平等国际关系主体之间的往来,即水平的国际关系。
清帝国的*文化基础,是儒家思想中的*等级制度与传统的中国世界观。中国的*文化实际上排除了其与世界上任何国家建立平等关系的可能。中国试图将自己的对外联系建成一种由上至下的垂直的国际秩序。这样,两国在建立关系时,自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坐标系,欧洲传统构成水平线,而中国传统则构成垂直线,标识两国关系发展的是一条矢量线。
但是,这条矢量线还受到第三种力量的影响,因为漫长的俄清关系是在一些媒介民族的积极参与下发展的。参与这一进程的有蒙古人、满族人、维族人,哈萨克斯坦人、吉尔吉斯人和居住在阿穆尔河沿岸以及沿海地区其他一些小民族。在若干个世纪里,他们生活在中华文明的周边地区,因此具有与中国交往的丰富经验。后来,这些周边民族分别被并入俄国和中国的版图。俄国同这些民族之间的最初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俄国接受中华文明的难度。
在中国方面,同西北民族交往的经验,决定了其对俄国采取了同对待这一地区所有民族同样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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