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东方学家对亚洲世界全面介绍后，中华文明独特的面纱才被揭开，学者们开始改变自己的观点。俄国汉学奠基人俾丘林是第一位将“文明”的观点运用到研究中的东方学家，他在自己的著作《清朝公民与道德状态》[②]中描述了中华文明的特点。

著名法学家马尔金斯得出结论：“如果不存在翻译上的错误，双方对条约的理解应该是相同的。但是两国政府对条约精神的认识却不同，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双方关于国际关系的道德和法律概念是对立的。”[③]由此提出了文明间的差异对国际关系影响的问题。

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够认识到文明之间的差异？这是因为两国的国家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相似，妨碍了对这一问题的正确认识。

俄清关系的另一个特点是，两种文明的接触是在相对和平的方式下进行的。与西班牙人在拉丁美洲、荷兰人和美国人在日本以及其他文明间的交往常常伴随着战争不同，俄国为了保持睦邻和贸易联系，对清朝采取了很谨慎的政策。

清政府对俄国则完全采取了另一条路线。经过17世纪中叶在阿穆尔河的最初接触之后，俄国人获得了“罗刹”的称号——梵文“拉克沙”的译音——“附体的魔鬼”之意。这不仅是因为满族人在开拓土地的哥萨克面前遭受了一系列失败，还因为中国向来有对“四夷”冠以轻蔑称呼的传统。这一传统与中国人向来将自己的国家与外部世界分为中心和周边地区的观念有关，认为中国是文明的中心，周边则是蛮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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