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说来，随着中日两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迫切要求发展对外贸易，加上中国对日本铜的特殊需求，因此中日贸易仍然能在各种限制的条件下继续进行。

清代时到日本进行海外贸易的商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官商”，一种是“民商”。“官商”亦称“皇商”，他们多是由内务府指派的商人。这些人享有许多特权（如免税、可以出口禁运品等），并具有垄断性质。他们往往是由国家预先支付资本，然后再为皇家或官府采办货物，从中赚取丰厚利润。当时著名的“皇商”主要有山西介休范毓馪、范清洪、范清注等为主的范氏家族，江南织造曹寅弟兄，苏州织造李煦一家，以及两淮盐商、长芦盐商王世臣、钱鸣华、钱继善、王履阶和程洪然等人。这些人多是晋商或徽商，本来就财力雄厚，往往还兼任官职，所以很具有实力。但“皇商”一般并不是亲自航海去日本长崎进行贸易，而是雇用乍浦等地的船只和专门从事长崎贸易的行商，去完成任务。“民商”亦称“额商”，他们的特点是要自备资本，“先铜后帑”。一般他们从日本购买的洋铜十分之六要卖给江浙两省官府，剩下的十分之四才能自由处理，获利颇高。康乾时期著名的“民商”主要有杨裕和、李豫来、费顺兴、程荣春和刘云台等十二人，统称之“十二家额商”。

清代前期，特别是康雍乾嘉时期，乍浦港对日贸易十分繁盛。帆樯、商贾云集，五方人烟辐辏，“绾海而栖者数千家”[10]，据说当时仅商业人口一度就曾达到过六万余人，真可谓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在这里不但集中了江浙商人，而且还云集了不少来自福建、广东、安徽和北方的一些商人，甚至还有日本的商人、漂流民[11]等。为了进行商业竞争，以及更好地适应对外贸易的需要，于是他们按照各自的籍贯，建立了同乡会，俗称“会馆”，其中以“闽汀会馆”、“鄞江会馆”、“潮州会馆”、“三山会馆”、“靖漳会馆”、“绍兴会馆”、“晋江会馆”、“赤城会馆”、“莆阳会馆”等最为有名；按行业建立同业公会的称“行会”，也叫“公所”（有的亦称“会馆”）， 其中尤以糖、铜、靛、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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