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老辣的曾国藩正是利用李秀成在被俘后所产生的心理变化，抓住其性格中的弱点，使事态沿着自己所设计的思路发展。

曾国藩将民人缚送李秀成吹嘘成湘军“生缚名王归夜半”，颇为洋洋自得。1864年7月26日，他在安庆上奏清廷说：“应否献俘，俟到金陵后察酌具奏。”[?]28日下午，曾国藩赶到南京，几小时后便亲自审讯李秀成。曾国藩毕竟老谋深算，他并没有像曾国荃那样对李秀成动刑，而是对李秀成施展了攻心战，但随即便萌生了将李秀成就地处决的念头。在次日写给其子曾纪泽的信中，曾国藩相告：“伪忠王曾亲讯一次，拟即在此杀之。”[21]当然，他也清楚有一件事不可忽视，所以在同一天的日记里又特意写上“取伪忠王详供”这一条附记。

曾国藩的攻心策略果然收到了效果，李秀成自愿书写供词。李秀成是从7月30日开始动笔的。他在供词中写有这样一段话：“今自愿所呈此书，实见中堂之恩情厚义，中承[丞]（指曾国荃，引者按）恩容，佩服良谋，我深足愿。所作之书供，定由列位师爷手过，恐有违犯字样，是烦劳清心改除可也。”文中的“师爷”指奉命会鞫李秀成的曾国藩的随从庞际云、李鸿裔等人。从李秀成说曾国藩“有仁爱”、“有德化之心”等语来判断，曾国藩肯定对李秀成表露过安抚之意。至于曾国藩究竟对李秀成有过什么暗示或许诺，令李秀成感到前者对他有“恩情厚义”，现已无从知晓。以李秀成的阅历，他绝不可能天真到对曾国藩深信不疑的地步，但他显然对后者抱有幻想。他在供词中自叹“一身[生]屈错，未遇明良”，这可能掺杂着他当时的一些真实心态。他虽然不是怕死之辈，但因为哀莫大于心死，对太平天国已彻底感到绝望，对曾国藩抱有幻想，所以难免会流露出一些反常、复杂的心态和意识，萌发一丝求生的念头。至于李秀成求生的动机究竟是什么，这只有他本人清楚。更确切地说，或许连他自己也不十分清楚。李秀成明知自己活下去的希望极为渺茫，同时，他并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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