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是在一种惚若隔世百感交集的状态下，被困在囚笼中，在死亡的威胁下，冒着酷暑，以大约每天七千字的速度撰写这份供词的。这与在正常状态下的写作有着天壤之别。当写到三万七八千字时，李秀成用完了纸，写坏了笔，便提出再给一本纸簿和一支好笔，同时表示“烦各位师爷转禀老中堂及中承[丞]大人宽限，我亦赶写”。可见李秀成尽管心存侥幸，但已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忠王在供词中有“我今临终之候”一语；在写出“收齐章程”之后，又自云“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愿，欢乐归阴”，既抱定必死的信念，但同时却又对曾国藩表示感戴，从而真切地折射出忠王当时反常、复杂的心态。尽管他对昔日不共戴天之敌的谀颂之词多少有些言不由衷，所提的“招齐章程”多少带有保全旧部性命和避免生灵涂炭的意图，但就具体事实而论，这的确是李秀成晚节的一个污点。

可怜李秀成终究还是被曾国藩算计了。8月3日晚，曾国藩垂询赵烈文的意见，表示打算不等朝廷降旨，便将李秀成从速“正法”。赵烈文回答说：“生擒已十余日，众目共睹，且经中堂录供，当无人复疑，而此贼甚狡，不宜使入都。”两人不谋而合。

8月6日夜，曾国藩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与李秀成照面。据赵烈文讲，李秀成“有乞恩之意”；曾国藩“答以听旨，连日正踟蹰此事，俟定见后再相复”。

    第二天，即8月7日，仍在赶写供词的李秀成写下了“昨夜承老中堂调至驾前讯问，承恩惠示，真报无由”、“昨夜深惠厚情”等语。结果墨迹未干，曾国藩就派李鸿裔向李秀成摊牌，表示“国法难逭，不能开脱”，并于当天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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