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俘之后，李秀成最大的心理变化是对太平天国的前景感到彻底绝望。在亲笔供词中，包括在与曾国藩机要幕僚赵烈文的对话中，李秀成都流露出一种强烈的宿命意识。在被俘当晚与赵烈文进行的长谈中，李秀成将1861年错失解救安庆的良机解释为“天意”，并根据天上的星象，预言洋人在十余年后必成大患。赵烈文询问星名度数，李秀成便搬出民间的星宿八卦之说作了一通解释。[?]在亲笔供词中，类似的文字更是屡见不鲜。例如，他将当初太平天国的兴起解释为“此是天机，升平日久，应出此人（指天王，引者按），集传许多乱星下降”，将战场上的失利归结为“于今气数已满，谋而不中”，将太平天国最终的败亡解释为“五百年之大数转限数难逃”，“数尽国崩”。在谈到幼天王的下落时，他推断后者出城后凶多吉少，“十六岁幼童，自幼至长，并未奇[骑]过马，又未受过惊慌，九帅四方兵追，定言[然]被杀矣”[?]。在再三批评天王“一味靠天”、“言天说地”的同时，李秀成自己的宿命思想却急剧膨胀，这一矛盾现象恰好说明，此时的李秀成心如死灰，已对太平天国彻底感到绝望，断无伺机复国的念头。[?]

李秀成身经百战，九死一生，他当然不会怕死，但在被俘之后，他却多少显得有些贪生。这也不难理解，他曾经叱咤风云威震四方，如今却束手就擒，生死仅在旦夕之间，这使他感到心有不甘，求生的欲望也陡然变得强烈起来。在后来上报清廷的奏折中，曾国藩谈了自己对李秀成的印象，认为他“献谀乞怜，无非图延旦夕之一命”[?]。曾国荃也以一种胜利者的口吻，说李秀成“阱虎乞怜，曾狗鼠之不若，殊可嗤也”[?]。当然，这种言语明显带有夸张和泄恨的成分。赵烈文则在日记中记述了他在李秀成被俘当晚与后者进行长谈的内容。据载，当被问到“汝今计安出”时，忠王答道：“死耳。顾至江右者皆旧部，得以尺书散遣之，免戕贼彼此之命，则暝目无憾。”既做好了死的准备，同时又主动提出招降旧部，隐约流露出求生的念头。赵烈文觉察出忠王“言次有乞活之意”，便答复说：“汝罪大，当听中旨，此亦非统帅所得主也。”忠王听后低头不语。[?]日记是个人心灵的独白，因为不公开，所以也就没有刻意伪饰或夸张的必要。赵烈文在日记中便描述了湘军在攻陷天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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