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在辨别李秀成供词之真伪的同时，学术界就忠王在文中所流露出的乞降求抚之意展开了讨论。在1951年初版《笺证》一书中，罗尔纲提出一个假设，认为忠王此举意在效仿蜀汉大将姜维伪降钟会故智，以图恢复太平天国。1957年出版的该书增订本依然持“伪降”说。1959年，赵矢元对此提出异议，强调李秀成“承认太平天国革命已经失败，消失了对革命前途的信心，要求曾国藩招降他的部众，这也是应该承认的”[⑦]。1961年，苑书义也刊文指出，李秀成此举是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和对封建势力产生幻想的表现，其性质是“妥协投降”。作者同时指出，“由于他并非想入伙为盗，加上乞降未成，招降未就，和临刑时表现尚好，所以还不应以叛徒论处。乞降固然给他的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污点，却不能改变他对太平天国的巨大贡献依然是其一生主流的这一事实”[⑧]。对于上述两种不同的观点，学者们纷纷撰文表态，臧否不一。李秀成评价问题一时成为史学界的研究热点。

    然而，这种正常的学术争鸣很快就被引入歧途。1964年，戚本禹之流断言忠王不“忠”，其自述“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并打着揪“叛徒”、彰“气节”的旗号，发起了一场批判李秀成的*运动。于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被无端上升为*问题，对李秀成持肯定态度的学者竟被视为“站错了立场”。罗尔纲因坚持认为李秀成此举是“苦肉缓兵计”而受到冲击；茅家琦、祁龙威等学者不同意戚本禹全盘否定李秀成的观点，认为李秀成虽晚节不保，但功大于过，结果也被扣上“叛徒李秀成辩护士”的大帽子，遭到打压。一时间，给历史人物贴*标签成为人物研究风行的模式。按照这种模式，洪秀全被塑造成完美无缺的农民革命领袖，并以他的是非为是非，将杨秀清定性为“野心家”，韦昌辉为“阶级异己分子”，石达开为“分裂主义者”，李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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