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其供词来评价李秀成，首先必然会牵涉到这份文献的真伪问题。当年曾国藩在处死李秀成后，随即与幕僚赵烈文对忠王亲供反复审核、删改，并加以分段。不久，曾国藩以“各处索阅逆供者多”为由，将删改过的忠王亲供在安庆刊刻，印成《李秀成供》一册，分送军机处备查和各地方大吏披阅，计27818字，即世传“九如堂本”。至于李秀成亲供手迹，曾国藩却讳莫如深，一直秘不示人，从而留下了许多悬念。

    1944年，广西通志馆秘书吕集义在湘乡曾国藩故宅获见这一秘本，便据九如堂本与之对勘，补抄被曾国藩删除的5600余字（仍脱漏大约2880字），并摄影16页。罗尔纲从1931年起开始注释李秀成供词，此时便改以吕氏补抄本和照片四帧作为底本作注。1951年，罗氏《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书由开明书店出版，很快一版再版，轰动一时。1956年，年子敏、束世澂撰文提出质疑，认为从内容来考察，李秀成不应向曾国藩乞降；笔迹上经法医鉴定，《自传原稿》与《李秀成谕李昭寿书》的笔迹相异，据此断言李秀成“自述”系曾国藩伪造，并非出自李秀成亲笔。[⑤]学术界就此展开了争论。罗尔纲根据“书家八法”理论，将上述两件文书中的笔迹逐一拆开来比较，阐明了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判定这两件手迹表面相异但实际相同，进而断言李秀成“自述”确系真迹。[⑥]1957年，根据吕集义当年拍摄的所有原稿照片，罗尔纲再次调整版本，由中华书局推出《笺证》一书的增订本。1962年，曾国藩的曾孙曾约农将秘藏的李秀成笔供原稿交台北世界书局影印出版，题签《李秀成亲供手迹》。《手迹》的篇幅比当年的安庆刻本多出九千余字，并且清晰地保留着曾国藩等人用朱笔、墨笔进行删改的痕迹。《手迹》的公布进一步印证了罗尔纲的结论，同时也宣告世传的20余种忠王供词版本从此作废。罗尔纲便第三次调整底本，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一书。此时，仍有学者对李秀成供词手迹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推断台北影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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