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一直接的依据是曾家流传的“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这一口碑。然而，口碑倘若没有文献资料作为佐证，便成了孤证，其可信程度也就大打折扣。现存的忠王供词原稿是一残本，结尾部分作“今我国末，亦是先天之定数，下民应劫难，如其此劫，何生天王而乱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今已被拿在禁，非因天意使然，我亦不知我前世之来历，天下多少英雄才子，何不为此事而独我为，实我不知（原文衍一“知”字）也。如知”，就此嘎然而止，卷末显然已被曾国藩撕毁。[?]著名学者陈寅恪当年曾经推测，曾国藩不肯将原稿公布，必有不可告人之隐。那么，被撕毁的部分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呢？这已是一个永远也无法破解的历史之谜了。不过，至少在残存的忠王供词原稿中，丝毫也看不到任何挑动曾国藩反清的痕迹，相反，“大清”、“大清皇上”之类的称谓倒并不少见。反过来说，即使口碑属实，也只能说明李秀成有心投效曾国藩，而不能据此断言李秀成这么做仅是一种手段，伺机恢复太平天国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将干王洪仁玕被俘后的表现与忠王李秀成作一对比，对我们思考这一问题不无启发。在先后被俘的太平天国诸王中，洪仁玕是惟一一位从满汉仇雠的角度为太平天国的败亡浩叹不已的人。从被俘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抱定杀身成仁的信念，决意效法文天祥。在狱中所写的绝命诗中，洪仁玕强调“春秋大义别华夷”，为“志在攮夷愿未酬”而抱恨终天。相比之下，李秀成从被俘直至被杀，始终没有在任何场合流露过华夷（汉满）有别之类的思想，可见所谓忠王效仿姜维伪降、意在挑动曾国藩反清的说法值得重新认识。此外，洪仁玕在就义前曾从江西巡抚沈葆桢处读到《李秀成供》，并就其相关章节签附反驳意见，是太平天国内部惟一一位读过《李秀成供》并对之加以评述的人。他在签驳时反复数落李秀成“变更不一”、“己多更张”、“变迁不常”、“变迁不一”，并提到苏州叛将向李鸿章献城一事，认为“即忠王亦几几不免”。[?]这实际上是洪仁玕对李秀成变节行为的一种含蓄的谴责。
当然，李秀成之所以在供词中写下有辱其“忠王”封号的言辞，并非单纯出于对天王和洪氏宗亲的怨艾心理。李秀成在被俘后所产生的心理变化以及曾国藩对他的诱骗，都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均是我们在研究时所不应忽视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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