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罗尔纲又以曾国藩曾外孙女俞大缜教授新近提供的“李秀成劝文正公当皇帝，文正公不敢”这一口碑为依据，再作考证，力持李秀成“伪降”说，认为李秀成劝曾国藩反清做皇帝是假，试图借此恢复太平天国是真。[⑨]

苏双碧则认为，李秀成在被俘前后，经历了一个从愚忠到不忠的质变，它的起点是被俘，终点则是写了“自述”，流露出“乞活偷生”之意。在“自述”中，李秀成奉承敌人、贬斥自己，其行为是对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背叛，属于“变节”，这是“白纸黑字，非常明白的事”。郭毅生也对“伪降”说提出了质疑，认为“由于李秀成写完自述，即被处死，他是否属于伪降，并无实践证明，只能就其生前表现而推考，难以作出定论。从《自述》本身看，应属求降或投降，无论其为何种动机，都是错误或有害的。这种错误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不过，苏、郭两位学者都主张就事论事，认为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李秀成。苏氏指出，“把李秀成打成‘可耻的叛徒’，而否认他的一生，那也不是实事求是的”。郭氏也不同意将李秀成定性为“叛徒”，强调不能脱离历史条件而苛求于前人，认为“历史的悲剧造成了李秀成的个人悲剧，而不是李秀成的晚节不终造成了太平天国覆亡的悲剧”。[⑩]    

罗先生也承认李秀成学姜维用假投降计，有亏革命气节，不足为训，但他再三强调李秀成是“伪降”。这成为双方分歧的焦点。近20年来，随着太平天国史研究日趋冷落，有关李秀成评价问题的讨论逐渐归于沉寂，但学术界在此问题上的看法并没有取得一致。那么，究竟应当如何评价李秀成被俘后的“变节”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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