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通过半年多的路途观察，以及与大批涉藏官员的交往，对藏政已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他一方面报告沿途情形，一方面说明藏事的艰难，到达拉萨后的第三天，有泰便急忙向朝廷奏报“川藏交界情形及藏印近事”，称“奴才自奉恩命，持节西疆。当兹多事之秋，谬膺非常之眷，兢兢业业，惧弗克胜。所幸八月二十一日由川省起程，经过四川所属打箭炉、里塘、巴塘及西藏所属察木多、拉里等处，番民颇称效顺，夫马亦少留难。……惟有各寺院之喇嘛，愈出愈多，堪布之权，甲于官长，稍不遂意，聚众横行，托庇居民，肆其鱼肉，邻里借贷，间出其中。……至于藏印边务，兵衅业已兆端。……奴才身受厚恩，自当力图报称。即有万分为难，亦当设法维持。惟任事之初，番情究为深悉，拟俟面商达赖喇嘛，及查番民近日情节之后，应如何筹办之处，再行陈奏办理。不敢因循误事，亦不敢激切图功。”（注：《清代藏事奏牍》，第1186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实际上，从他给皇帝的奏折中，已经看出其并不想有所作为的心态。
1904年2月19日，有泰在罗布林卡面会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他的日记中记载：“达赖面东，座稍高，余面北，矮座。”（注：吴丰培整理：《有泰驻藏日记》第五册，1987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版。）自乾隆帝钦定二十九条章程规定驻藏大臣督办藏务，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地位平等以来，尚未出现达赖居高座，驻藏大臣坐矮座的情况，但有泰并不以为然，而仍坐谈良久。1904年3月，英军开始大规模进攻曲米辛古，前方战事异常激烈，此役藏军死伤1400多人，损失惨重，而作为驻藏大臣的有泰，如同无事之人，好似赋闲养神，又如走马游客，享乐于堂间，出入于亭阁柳林，如3月2日：“看宝童儿买绛兰小呢甚佳，京中多不见此货，……午饭后且倦而欲睡，因至西大院看马，到江少韩屋内闲谈。”（注：吴丰培整理：《有泰驻藏日记》第六册，1987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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