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2月16日，张荫棠电奏外务部：“英人经营西藏，已非一日，耗费不下千万，阴谋百出。……窃藏地东西七千余里，南北五千余里，为川、滇、秦、陇四省屏蔽，设有疏虞，不独四省防无虚口，其关系大局实不堪设想者，且各省办理边防，均有重兵镇守，西藏密迩印度，边患交涉与行省不同，其危险情形尤为与上年不同，诚如当此所谓整顿西藏有刻不容缓之势矣。”（注：《清代驻藏大臣传略》，第263页，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版。）通过此奏可以看出，张荫棠是当时对西藏及藏边局势认识为数不多的清醒者，他希望朝廷重视对英人的交涉，藉以挽回主权。并主张“所有内政外交以及一切新政，由国家简员经理，恩威并用，使藏人实信国家权力深有可恃，则倚仗之心益坚。”（注：《清代藏事奏牍》，第1306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同时，张荫棠也看到，“英人亦视我在藏兵力强弱能否治藏地以为因应，我能自治，外人无隙可乘，自泯其觊觎之心。”（注：《清代藏事奏牍》，第1306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张荫棠的分析，其心理已经参透了藏事的症结，在他的参酌和力争下，朝廷一改往日忽略西南边疆的作法，特命唐绍仪在北京与英使萨道义议定《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使我挽回了部分权益。
张荫棠在印度力争国权，折冲樽俎，虎口夺食的杰出表现，不仅一扫十数年来朝廷在藏边外事上屡屡失误的被动局面，也使西藏僧俗大众为之扬眉。1906年5月，朝廷鉴于张荫棠在对英交涉中的出色表现，命仅有五品之职级的他查办藏事，6月，清廷特调一批精干大员随往西藏听其委用，在朝廷的支持下，张荫棠开始大刀阔斧地查办藏事，刷新藏政。
1906年11月29日，张荫棠带领一批随员经春丕、亚东、江孜抵达拉萨，受到噶厦僧俗官员及民众万余人的夹道欢迎，抵达拉萨后，张荫棠明察暗访，与僧俗官员，普通民众抵膝并肩，了解英人侵藏前后满汉藏诸官员的表现，首先参劾纠治了自驻藏大臣有泰以下的一大批贪黩昏庸官员，并对多年来藏中的积弊毫不保留，沥陈无余，如：他在《致外部电请代奏参藏中吏治积弊请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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