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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喇沙尔等城军政事务。参赞大臣一般赏加副都统职衔,副都统的品秩为正二品,而在内地,总督的品秩是正二品,一省之长的巡抚则是从二品。【参见王东平:《清代回疆法律制度研究(1759—1884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70、80页。】由此可见,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位高而权重,其责任也十分重大。鉴于此,“乾隆年间,各城参赞、办事、领队大臣简放之人,或出于保举,赏加副都统职衔,或用获咎之督抚,两司究皆眼界较宽,且于公事知所轻重”。⑤所谓的“眼界宽”是指对形势认识清楚,能够把握大局;所谓“于公事知所轻重”则是指责任心重、分析和判断能力强。正因为如此,乾隆时期派驻新疆的官员体现了较高的素质,因而保证了新疆的长期稳定。
但新疆承平日久,吏治也逐渐腐败,那彦成在总结张格尔之乱的教训时就曾指出:“逆裔张格尔入卡滋事,由于近年来失布鲁特之心,自坏藩篱,亦由于回疆大小官员图利,剥削年复一年,日甚一日,以致酿成巨案”。⑥就个人素质而言,斌静是因贪污索贿被发往新疆的遣犯,他被重新起用后,依然贪污受贿,强占民女,生活腐化堕落。就其*素质而言,斌静等人也缺乏*远见和应变能力。“斌静案”发生不久前的嘉庆十八年(1813),伊犁将军松筠上奏清廷“回疆事宜规条十则”,对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到任之初,即宜悉知疆外情形。”【《新疆识略》卷3《南路舆图》。】而斌静等人既对新疆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及新疆*了解甚少,又对逃到浩罕的和卓后裔没有应有的警惕,忽视了和卓势力在新疆的影响力,同时对新疆的不稳定因素和国际环境的变化都缺乏了解。作为天山南路最高军政长官,应具有很强的对突发事件处理的应变能力,而事实上斌静等人并不具备这种能力。当张格尔第一次入卡作乱之时,并未引起斌静的高度重视,清政府于嘉庆二十五年九月(1820年11月)“调叶尔羌官兵三百名,乌什官兵三百名,伊犁豫派兵二千名”,【③ 《清宣宗实录》卷4,嘉庆二十五年九月甲子条。】协助斌静,而斌静却将先调至的300名叶尔羌官兵“令一半出击,一半留守城池”,③清政府对他这种行为十分震怒。而且,斌静属下的一名军官巴彦巴图率军追捕张格尔未果,他“带兵二百名,以查卡伦为名,行至都尔伯津地方,将汰劣克及伊属下人等之家口男女大小百余名,全行杀害”。后来道光帝也认为他“轻率出卡,妄杀多人”。【《清宣宗实录》卷92,道光五年十二月乙丑条。】巴彦巴图为邀功滥杀无辜,使许多柯尔克孜牧民惨遭杀害,他们很快投到叛乱者一边,从而导致大规模民变,事态严重恶化。面对突发的变乱,清朝在疆的官员缺乏积极灵活的应变措施,使得张格尔的叛乱逐渐坐大成势。由此可以说,素质欠佳、应变能力差的清朝在疆官吏,对这次变乱的发生、发展负有重要责任,也反映出这一时期清朝政府 << 上一页 [11] [12] [1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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