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德国占据胶澳后的局势，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也持有和袁世凯相似的认识。当德军以青岛为基地，向日照、沂州等地不断侵扰之际，1898年11月9日，刘坤一致军机大臣、武卫军总统荣禄函说：“德人占我胶澳，想在割我山东全省及黄河之南。德国前借小故，径以兵队侵扰日照、沂州，姑为尝试，且以察看道路险夷、内地虚实，狡焉思逞，如见肺肝。德若据我沂州，则南北中断，不惟河南可危，中原亦难措手。”因此，他建议荣禄于武卫军所部袁世凯、董福样、聂士成、宋庆中间，抽拨一支劲旅赴沂，与驻防徐淮之刘坤一部“因资犄角。”（《刘坤一遗集》，第5册，第2234—2235页。）1899年3月，刘坤一再告荣禄说：现在德人“益横”，在“日照、兰山一带，猖狂为各国所未有”，如果再行忍让，“德则得步进步，必至荐食山东，各国群起效尤，择肥而噬，中国何以自主？不如破釜沉舟，与德决一死战，如能击败德国，规复胶境，则中国气势一振，可期转圜，不至江河日下。”因此，他再次建议，传集袁世凯、宋庆、聂士成和董福样诸人，“与之熟筹方略，饬催派出一军，即日上道，驰赴山东”，“会同本地官兵，直取胶澳。”（《刘坤一遗集》，第5册，第2248一2249页。）刘坤一、袁世凯提出的建议，促使清廷当局认识到山东局势的严重性。

正是袁、刘等人的意见，促使清廷对胶澳德军的担忧，深恐激发事端，乃先后命令山东巡抚张汝梅和毓贤严密布置，指令登州镇总兵夏辛酉监视德军，“明为保护，暗为防范”，命令夏部要紧靠德军出没地区，因为“事机紧迫，两国兵队相距太远，何以弹压保护？”并密令夏辛酉“相机因应，固不可过于激烈，亦不可稍涉畏葸，总以不动声色，暗为布置，设有意外，不至仓卒失措”。并对张汝梅、毓贤对于德军的内侵，“不得事事忍让，无所底止。”（《义和团档案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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