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兵所用，不练则不知用法，不知用法则不能尽利器之长”。中国积弱，为列强所欺，原因是多方面的，单就军事来讲，袁世凯的意见，无疑是对头的。因而，他在这一奏折中建议，就“兵法”、“操法”、“军规”、“器械”等方面，应仿照各国军制，“立定划一章程，请旨颁发各军一体遵照”。这对于编制混乱，操法各异，武器不一，章程不清的清军来说，“划一章程”，确是一件促进清军改革，加强军力所急需解决的问题。根据西太后对这一奏折的批示（《袁世凯奏议》，上册，第23页、第26—28页、第31—33页。），袁世凯主编了《训练操法详细图说》于8月23日上呈。
7月24日，袁世凯再上《强敌构衅侵权亟宜防范折》。他说：“德人窥伺山东，蓄志已久，分布教士，散处各邑，名为传教，实勘形势。而构衅之由，亦即阴伏于此”；“今日照之事甫息，高密之复又起，接踵而至，竟成惯技，不但骚动民心，尤足损我国体”，“且东省居海北要冲，海程陆路悉由于此……利害所关，殊非浅鲜。现筹防之策，似莫若先自经理，不资以可藉之口，不予以可乘之隙”。为此，他建议：“慎选牧令”，“讲求约章”，“分驻巡兵”，“遴员驻胶，”（《袁世凯奏议》，上册，第23页、第26—28页、第31—33页。）作为防止德国藉教案为口实而入侵，亦即防止发生教案。袁的意见是有理的，它实际上指控毓贤办理教案不善，以至事端迭起，其四条既有普遍性，也是针对毓贤的要害而发的。这是他在行军途中，对徐世昌所说的对待毓贤，“俟撤回后，再藉此作文”（《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载《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二期，第16页。）的“文”。与此同时，这个奏折阴含自荐之意。这个奏折为西太后所嘉许，立即抄给毓阅看，责令他“查明办理。”（《袁世凯奏议》，上册，第23页、第26—28页、第31—33页。）
1899年下半年山东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旗帜，逐渐发展。高密等地群众反对德国修筑胶济铁路的浪潮也日形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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