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和德国打仗，敌强我弱，中日甲午战争余悸犹在，西太后是决不会平的。进军山东演习，无非是向臣民表明她在重整军备，有意抗敌而已。唯其为此，袁世凯是得不到对德作战谕令的。毓贤对袁世凯这个客人，又实在是很不客气，到处作梗，甚至密派官员，明查暗访察看袁部有无违纪行为。袁世凯感到毓贤“预有成见，故来吹求。”对“志在一打”的袁世凯，乃至兵临阵前，又迟迟得不到谕旨，袁看到了“料其必无高著”。只好把毓贤种种不是，包括德国驻青岛官员“请治其罪”，对袁军又“复求其疵”一一上告荣禄。袁指责毓贤“甚无用，偏而且乱”，“又甚恶洋操”，表示他在此“久处不便”。但是，他对毓贤故意作梗，不肯罢休，他向荣禄控告，只是“先伏一笔”，等部队撤回后，再做“文章”进行报复。此情此景，袁世凯感慨地说：“出师未捷，已腹背受敌，今而后知带兵之难也。”（《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载《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二期，第15-16页。）不久，“无着”的荣禄，只好对袁和聂士成下令，操演顺利完成，予以奖励，命令各部遄迫原来驻地。7月，袁率部返回小站。
综上可见，袁世凯“志在一打”，“颇有战兴”，正是他与刘坤一、荣禄等人一致的看法。只是西太后不下决心，“一打”落空了。
袁世凯此次演习之另外一个目的，是“藉以弹压匪类”，这不是主要的。因为正在襁褓之中的义和团，无须使用大量正规部队，就可以压制下去的。
袁世凯在行军归途中和回到小站后，接连给西太后上了两个奏折。
5月20日，在题为《时局艰危亟宜讲求练兵折》中，提到“前年德人首发难端，袭击胶澳”，“近日德复进驻日照……条约不可行，公法不可诘，情理不可喻，即欲引一排难解纷之强邻，而亦不可得，推求其故”，在于“我之兵力不兢而已。”他说：“有兵不练与无兵同，练兵不如法与不练同”、“且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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