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背景下，1899年5月1日，荣禄命令袁世凯和聂士成各率所部，开往山东境内演习。袁奉命后，以所部武卫右军二成继续留驻小站训练；其余由袁率领于5月5日分批开赴山东。5月13日，到达德州。

袁世凯此行的目的，公开宣布的是“藉以弹压匪类，保护教民”（《袁世凯奏议》，上册，第23页、第26—28页、第31—33页。），实则是遏制德军。他雄心勃勃，大有与德军决战、战而胜之的愿望。5月7日，他从静海唐官屯行军途中，兴高采烈地给留守营务的徐世昌信说：“此行怦怦，颇有战兴，未知能如愿否？”并嘱徐世昌“将留营二成操练实用如法，以为后劲。”次日，他再告徐说：“德人必有诡谋，岂聩聩者所能见及，姑俟至德（州）查看情形，再商办法”。“聩聩者”，指的是山东巡抚毓贤也。当他抵达德州后，于16日再次给徐世昌去信，谈到青岛时有“电来，夷兵不及二千”；“此来将士均甚高兴，志在一打，如又了事，必挫锐气。德人兵力有限，应不致谋我后路，伊必专心谋山东，各守瓜分之说。”（《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载《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二期，第14-15页。）由此可见，荣禄派袁世凯与聂士成两大劲旅同时开赴山东，其目的是想寻机打击德国，袁世凯“志在一打”的愿望是显而易见的。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