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于农民战争冲击旧秩序的威力，洋务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所主持的以制炮造船而“求强”，购机设厂而“求富”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实际上正是按照林则徐、魏源等人的思想路子，把他们的主张付诸实施，在实践过程中渐由军事工业而扩展到民用工业，使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生产力。在洋务运动兴起之时，顽固派竭力阻挠，“无事则嗤外国之制器为奇技*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八，第３页。）他们危言耸听，胡说“奇技*巧败坏世道人心”，“耕织机器夺农工之业”（《高赓恩折》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鼓吹要“以忠信为甲胃，礼义为干橹”（《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大学士倭仁折》。）；认为无论如何不能“用夷变夏”，只能“用夏变夷”，根本不需要，也不应该向外国学习什么东西。与之相比，洋务派承认中国在军事装备、机器生产、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落后，承认有向外国学习某些东西的必要，无疑显得较为开明和进步。洋务派的主张和举动在久经封闭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壁垒上打开了一道缺口，引进了一些西方近代工业和科学技术，揭开了封建中国采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比起那些浑浑噩噩、愚昧昏聩的封建顽固派来要开明得多，自有其不可抹煞的历史功绩。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超越把学习西方科技视为唯一要务的藩篱，他们的着眼点只是西方的先进科技，仅仅在文化系统的技术层次上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持欢迎态度，这无论如何也只是一个较低的层次；而且洋务派还明确表现出了运用洋科技的坚胄利爪来强化封建统治制度，使其长治久安的意向，因此严厉限制学习西方的范围，严格规定学习西方的趋向，不许越雷池一步，这就使洋务派由最初引进西方先进科技的动力转变成为在高一级层次上学习西方的阻力。洋务派之所以在维新运动高涨之际与以前的政敌顽固派结成联盟，共同反对和扑灭了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其根源正是在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枝节的改革比顽固守旧当然要好些，然而枝节的改革毕竟救不了中国。这正是洋务派的悲剧所在。

　　二

　　然而，堤防一被冲破，就既无法遏止汹涌的浪潮，也无法限制洪水的流量。事物发展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必然规律不是洋务派主观所能控制得了的。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出现，使人们站在一个新的基点上观察和思考问题。在社会实践中，在对洋务活动失败命运的思考中，在民族危机越发深重的情况下，人们开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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