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戍变法》三册，第２２１页。），表明他们仍然不识时务地坚持着只在技术层次上引进西方文化的立场，反对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变法维新。面对顽固派和洋务派的联合攻击，维新派人士毫不畏惧地奔走呼号，反复申述亡国灭种的危机，痛斥地主阶级当权派的因循守旧。他们把救亡图存作为变法维新的出发点，从而动人心弦地论证了变法维新的迫切性与必要性，“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戊戍变法》第二册，第１９７页。）如再迟疑徘徊。中国人民将沦为帝国主义的奴隶，连皇帝和群臣也将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最能表明维新派与洋务派对待西方文化的不同态度的，莫过于维新派对洋务派视为信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的批判，他们指出：“中体西用”把各自的“体”、“用”割裂开来，“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不可行乎！”（《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戊戍变法》第二册，第１７８页。）有其体才能有其用，牛以负重，马以致远，如果以牛之体而求致远之用，以马之体而求负重之用，不仅无济于事，反而只能造成“两蹶”。
从总体上考察，维新运动可以说是一次中国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各地建学会，设学堂，办报刊，搞得热火朝天。这些学会、学堂、报刊，一般都以向西方学习为宗旨，鼓吹资产阶级新文化，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他们的信条时人称，当时举国士民“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所谓“时务”，就是变法维新；所谓“西学”，就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包括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学说。谭嗣同的《仁学》、梁启超的《变法通议》、严复的《天演论》，使“物竞天择”、变化发展、独立自由、平等民权等观念得到广泛宣传，“恪守祖训”，专制皇权等观念遭到严厉抨击，人们开始从封建传统思想的桎梏中挣脱出来，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种朝气蓬勃，生动活泼的气氛。
维新启蒙运动点燃了爱国、民主的火炬，召唤着一代志士仁人为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而献身。到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完成了对维新思想的改造，揭橥出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与维新派相比，革命党人更多地从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武库中借取了自由平等、民主共和等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主张用革命手段“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恢复人民应当享有的民主权利，从而把“救亡必须维新”发展为“救亡必须革命”。
对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的引进，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必然同时伴随着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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