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把早期改良思想与洋务思想等量齐观的论者日渐增多，本人却认为：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从早期改良派与洋务派在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上所表现出的不同趋向来看，应该承认他们二者基本上属于两个不同的*派别。早期改良派思想家容闳、王韬、薜福成、马建中、郑观应等人，都曾积极地倡导、支持和参与过洋务运动，但他们一开始就表现出与洋务派的差异：洋务派是一批当权的大官，热衷于“西艺”，“师夷之长技”，以追求“富国强兵”为目的；早期改良派则是一批中下层官员及其知识分子，不仅热心于“西艺”，更着眼于“西学”、“西法”。随着洋务运动本质的逐渐暴露，资产阶级改良派与地主阶级改革派逐渐分道扬镳，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新思想开始崭露头角。他们指责洋务派只是学习了西方的皮毛，而没有学习西方富强的本原；西方富强的本原不在于军事装备、机器生产，而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制度，因此，中国要想富强，不仅要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更重要地是学习西方的社会学说和*制度，“根本不净，万事皆非”，“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戊戍变法》第二册，第１９７页。）这样，维新思想便突破了洋务思想的藩篱，不只是枝节的变革，而是求全面的改造。这是新兴资产阶级要求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要求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中国的呼声。

　　资产阶级维新派继承和发展了早期改良派对于学习西方所表现出的思想趋向，广泛地宣传变法维新以救亡图存的思想，推动着维新思潮的迅速高涨。如果说早期改良派的“变法”主张，已经朦胧地含有进化史观的因素，那么，在维新派手中，进化史观则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他们认为任何事情都是“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戊戍变法》第二册，第１９８页。）断言：“法既积久，弊必丛生，故无百年不变之法”，因此决不能“以千百年之章程，范围百世下之世变。”（《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戊戍变法》第二册，第１９８页。）而当年曾赞同“师夷长技”的洋务派则与顽固派同流合污，重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陈词滥调，声称“民主万不可设，民权万不可重，议院万不可变通”（《劝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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