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精神的力量会转化成为物质的力量。从早期改良派、维新派到革命派，对民主的认识不断深化，对民主的要求不断加强，参与*的积极性不断高涨，先后以戊戍变法和辛亥革命两种不同形式突现出来，标志着中国的近代化行程已经从思想层次推进到*层次了。在这一层次上，包括*参与权的扩大和*制度的变革两个方面。

　　*参与权的扩大，表现为一种渐变，常易为人们所忽视，其实清末地方自治运动的推行，宪政运动的活跃，各省咨议局的创设，官绅权力的冲突等等，无不显示出*参与权逐渐扩展的趋势。戊戍变法虽然遭到镇压，但它所代表的引进与吸收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趋向却是不可悖逆的，它所反映的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客观要求也是难以禁遏的。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之役的冲击，面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风潮，迫使清政府不得不推行“新政”，把它看成是拯救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的救命稻草。１９０５年７月。清廷指派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以期择善而从”（《光绪朝东华录》。总第５５６３页。），以德、英、日三个君主立宪国家为考察的主要对象。次年八月发布“预备立宪”上谕，给各地的宪政活动提供合了法的依据。清政府推行“新政”，原本是为了使“皇权永固”、“外患渐轻”和“内乱可弭”，但事态的发展很快就超出了清政府的预料。清政府本想通过建立商会、兴教办学来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消弭人们的革命情绪，没想到资产阶级正是通过兴教办学和组织商会，来扩张绅权、抬高商权、启发民智，从而绅商携手，达到对地方*的参与；清政府本想把各省咨议局作为“宪政”的一种点缀，但咨议局自筹办之日起，就与当地官僚权力发生冲突，与政府处于分庭抗礼的地位；清政府本想把资政院办成供其颐指气使的摆设，但人们却乘机要求迅速召开国会，立即实行立宪*，并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全国性的“速开国会”请愿运动，又在请原失败之后，增大了对清政府的离心力，加速了清朝统治的瓦解。值得指出的是，*参与权的扩大，还包括中国行政制度的变革。中国传统的地方行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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