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仍然滞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状态，近代大工业体系也始终未能全面建立起来，仍然是一个以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经济为主的贫穷落后国家。这是客观存在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国近代化的潮流，又是谁也阻挡不住的历史潮流。晚清皇朝以慈禧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妄图凭借封建传统的*威，做近代化的“拦路虎”，结果是辛亥革命一声枪响，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不得不宣告结束。爬上中华民国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妄图依仗北洋军的实力，恢复帝制，把共和拉向倒退，结果落得一个身死名裂的可耻下场。蒋介石同样是逆近代化潮流而动，犯下三大*错误，尽管拥有800万大军，到头来还是不得不败逃台湾，偏安一隅。具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决不甘心处于受屈辱受欺凌的落后挨打地位，一定要也一定会实现近代化和现代化，赶上时代潮流，跻入世界强国之林，这是旧中国109年的历史证明了的。
第二、三代核心人物的主要问题，大都出在*上，而不是出在经济上。三届政权的性质，从严格意义上说，都不能代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终旧中国之世，政权问题未能解决。因此，旧中国新生的资本主义经济，从历届政权获得的是：阻碍多于扶持，勒索多于给与，压抑多于帮助，也就是说，受害多而受益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西欧各国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和方法时，曾着重指出：“但它们全都利用国家的权力，利用集中的组织的社会力量，象温室般地助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并缩短当中的推移。暴力是一切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产婆。它本身也是一种经济力。”如果说，在先进的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都需要依靠国家政权象温室般地去助长，去担任产婆的角色，那末，在中国这样后进国家中推行资本主义近代化，就更需要国家政权去发挥产婆的作用。所可惜的是，旧中国三届政权都未能做到这一点，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始终未能适应，不能不成为旧中国近代化失败的主要内因。
第三，三代核心人物出现*失误的共同思想根源都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李鸿章与盛宣怀之所以死保封建清皇朝，还不是“愚忠愚孝”、“君为臣钢”等等封建传统思想在作怪？李鸿章中过进士，点过翰林，师事曾国藩学过理学，是一个受儒学薰陶很深的人。盛宣怀也出身于书香门第，并中过举人，儒学根底也颇深。两人虽积极投入近代化企事业活动，但思想深处还是满脑子的封建传统思想，因而要求他们敢于摆脱清皇朝的束缚，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袁世凯比起李鸿章来，封建传统思想淡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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