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以无锡国专为中心 |
 |
时间：2007-3-10 10:32:41 来源：不详
|
|
|
“三十年代教会大学的国学热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一时间，谈论国学成为风尚，大有将其作为评判大学研究水准的意味。实际上 ，只要在中国办学，就必须贴近本土的文化学术与社会生活；而且，比起根基尚浅的“西学 ”来，二十年代的中国学界，“国学”明显容易出成绩。
就学校规模、研究经费、社会知名度而言，在二十年代的“国学热”中，无锡国专毫无优 势可言。但有一点，师生们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即依旧生活在“传统”之中，这是其它大学的师生所不具备的。接受教育部考察并改名“无锡国学专门学校”后，办学宗旨略有改变 ，不再提“正人心，救民命”，而是：“研究本国历代文化，明体达用，发扬光大，期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即便如此，无锡国专的师生依旧是“别有幽怀”，不希望只是从事卓有 成效的“客观研究”。
唐文治特别喜欢引证1931年国联教育科代表唐克尔·培根参观无锡国专后所发的感慨：“ 我们来中国看过很多学校，读的是洋装书，用的是洋笔，充满洋气。这里才看到纯粹中国文化的学校，才看到线装书和毛笔杆。”（注：参见《文教资料》1982年7～8期上“唐文治与无锡国专资料”所收金易占、杨廷福等二 文。另外，黄汉文《缅怀唐文治先生》（《文教资料》1985年2期）提到一趣事：“学校检查听讲笔记，我因‘横行、用钢笔写，不记分’（陆先生的批语如此）。”所谓“不记分”，即 “作零分计”。如此规定，可见主事者眼中“毛笔”之地位。）在1933年出版的《国专季刊》上，对此事有比较详细的报道。培根除谈及国学之重要性，更宣称：“贵校为研究‘国学’之最高学府，负有保 存固有文化之责，与普通学校之使命不同。”（注：健实：《国联教育考察团莅锡来校演讲志略》，《国专季刊》，1933年5月。）这话肯定说到了无锡国专师生的心坎上—— 尽管北大等名校的学者们不见得认可。
在无锡国专，无论讲学的“大儒”，还是莘莘学子，都有一共识：以“继绝学”自命。这 种精神状态，相当感人。老师“痛旧道德之沦丧，新文化之似是而非”，“深愿以淑人心扶世道救中国”（注：唐文治：《广思辨录序》，《国专月刊》1卷4号，1935年6月。）；学生则谴责新学之士“见异思迁，抛荒古训”，接下来就是：“于戏！学 之不讲，先圣有忧，继绝振微，当仁不让！”（注：《发刊词》，《国专学生自治会季刊》，1930年12月。）而所有这些论说，都直接针对北大为代表的新文化。
魏建猷之推崇王国维，批评疑古派乃“过渡时期一种破坏工作，未足以语建设”，还主要 是学术方法之争（注：魏建猷：《中国古史研究之将来》，《无锡国专年刊》，1931年上册。）；高君仁引申发挥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