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维新派相比较，革命派在20世纪初年所要求的制度变革更为全面与深刻，可以称得上全面的社会制度的变革。孙中山从开始倡导革命之日起，便把建立民主共和国作为奋斗目标，而同盟会的纲领又包括了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同时，革命党人在浴血战斗的岁月，也没有忘记传播新知、改革教育与批判陈旧的封建传统文化。当然，也应该看到，在辛亥及其以前的十年的岁月里，革命派领导人的主要精力在于追求社会制度的变革，而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在其短暂存在的时期内更在这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把国民党的主要注意力转移到民生主义，其中当然包括社会经济制度变革方面的含义，但实际上却主要是倡导发展实业，亦即物质文明建设，特别是关系经济命脉与国家存亡的铁路建设。而稍后发表的《实业计划》，更全面制订了中国工业化的蓝图。但是，即令在强调物质文明最甚之际，孙中山也没有忘记心性文明之重要。1919年春定稿的《孙文学说》，卷一就是“知难行易”，以后编为《建国方略》之一，并题名为《心理建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原先热衷于用暴力改变社会制度的一批老革命党人，他们曾经激烈抨击梁启超等人的“民智不逮”论，而在多次暴力革命失败之余，现在也以大力启迪民智为己任了。

　　以上种种情况，说明理智的讲画比单纯的义愤，对于中国的救亡图存乃至近代化，起了更为切实的促进作用。至于物质、制度、心性三种文明层次的讲画，在不同历史阶段虽然各有所侧重，但由于三者之间固有的密切联系，因此必然有互相交叉、重合、渗透之处。这说明社会变革或近代化乃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指导革新的决策层必须有宏观的总体规划，然后才能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改革并且取得预期的成效。中国近代百余年来的几代革新领导者，由于民族危机与社会冲突的空前激化，常常在思想、组织、讲画都缺乏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被推到历史舞台的前沿，因此往往在实践的全局上没有清晰的章法，在潮流驱动下的随机应变，多于按既有的计划步骤前进，因此不断遭到挫折与失败。当然，历史一般都是在曲折迂回中前进的，不同时期的革新先驱大多走完了自己应走的路程，并且在不同侧面与不同程度上取得或多或少的成就。我们只能在充分尊重这些成就的前提下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把他们的不足与失误化为我们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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