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早看出并指出洋务新政的局限与失误的有识者是郑观应。他于1884年在《南游日记》中说过：“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而效其用，所以事多扦格，难臻富强。”这已经是对于“中体西用”论者的公开挑战。及至经过甲午战争的失败，洋务新政的内在弱点充分暴露，有识之士对“中体西用”的批判便更加激烈与深刻。1895年7、8月间，谭嗣同在《报贝元征书》中，从哲学高度把长期被颠倒了的道器、体用关系重新颠倒过来，论证了器为体而道为用，“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因此，他认为道器不可分离，器变道亦不能不变，中国有道外国亦有道。他深知“中体西用”论者最大的顾虑是怕被西方文明同化，即人们常爱说的“变夷”，所以又痛切陈述：“语曰：‘知己知彼’，先必求己之有可重，而后可以轻人。今中国之人心风俗*法度，无一可比数于夷狄，何尝有一毫所谓‘夏’者，即求并列于夷狄，犹不可得，遑言变夷者？”(《谭嗣同全集》，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390—391页。)“夷夏之辨”本来是产生于中国文化高于四邻国家的优越感，现在落后到难以自立于世界各国之林，连并列于“夷狄”的资格都没有，还大谈什么“变夷”之不可，岂不是可笑到了极点吗？

　　因此，维新派便越过洋务新政“求强”、“求富”的藩篱，正式提出全面变法的*主张，从而把救亡图存的讲画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康有为向皇帝进言：“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盖开创则更新百度，守成则率由旧章，列国并立则争雄角智，一统垂裳则拱手无为。言率由而外变相迫，必至不守不成，言无为而诸国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