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所承受的第一次侵略战争，西方殖民主义的残暴罪行与战争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必然引起整个中华民族的义愤。这种义愤可以激发人们奋起反抗外来侵略，但是却并非所有单纯的义愤都可以转化成为民族“违寐而之觉”的精神驱动力。所以，魏源在强调“发愤”与“忧患”之际，特别提出“愤悱”一词。愤悱出于《论语·述而》，即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愤悱与启发联系在一起，也就是把感情与理智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与民族的觉醒联系在一起。这就构成了19世纪中叶中华民族义愤的较高层次。

　　但是，统治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并未达到这样的认识高度。他们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义愤，大多仍然停留于情感激动的层次，而且与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思路紧密联系。中华帝国历来以文明古国自傲，而以野蛮的夷狄鄙视外邦，即令时至已渐衰微的清朝中叶，这种荒诞的陈腐观念仍然根深蒂固。鸦片战争开始打破了他们心目中固有的世界格局与秩序，因而使他们惊呼：“此华洋之变局，亦千古之创局也。”“天地为之震撼，沧海听其横流。爝火争光于曜灵，破獍砺牙于当道。漆室女闻而啜泣，况乃须眉；童汪锜誓以身殉，矧曰壮士？凡有血气者，莫不抚膺浩叹，指发狂呼。”（霅中人：《夏燮〈中西纪事〉后■转引自阿英《鸦片战争文学集》下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813页。》）江宁条约》订立以后，这些人固然愤慨于割地、赔款，然而更为痛心的还是外国人“与中国官员用平行礼”，认为“国体之沦失以此为最”。他们振振有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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