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海篇》二，《海国图志》卷一。）但是，他的头脑是清醒的，并不相信这些“义士爷爷”，“每人出钱十文，便足以造船只、修战具，灭尔等（指侵略者）有余矣。”他不仅反对“浪款”，而且也反对“浪战”，反对孟浪地拚命。他只是在“以守为战，以守为款”的前提下肯定“岂特义民可用，即莠民亦可用”，并非指望依靠群众自发反抗就会出现“诛尽英夷”的奇迹。因为他深知，从民族的总体来看，人心仍处于“寐患”之中。广东的“义民”、“义勇”并无明确的国家意识，他们的反抗与否多半取决于自己的家园乡里是否直接遭受损害。魏源曾经生动地记述，由于奕山等人率军抵粤后歧视残害当地人民，“粤民久不平，而英人初不杀粤民，所获乡勇皆释还，或间攻土匪，禁劫掠，以要结民心。故虽有擒斩敌人之赏格，无一应命。当洋兵攻城，居民多从壁上观。”南海义勇甚至因为有人被湘兵诬杀而大举哗变，与湘军相互仇杀。及至英军在广州郊区“日肆*掠，与粤民结怨”，特别是由于英兵千余自四方炮台回至泥城*掠，这才激起三元里一带民众愤起倡义报复。（《平夷录》卷七。）
因此，魏源谋求人心“违寐而觉”，实即整个民族的觉醒。他不仅主张“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而且主张向西方学习：“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风气”与“智慧”实即民族的文化氛围与文化素质。愚昧的民族很难实现整个民族的觉醒，也很难有效地抵抗外来侵略，因此便需要启蒙（“祛寐”）与反思，把人民的觉悟与智慧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时乎时乎，惟太上能先时，惟智者能不失时；又其次者，过时而悔，悔而能改，亦可补过于来时。”（《道光洋艘征抚记》（下），《圣武记》。）“过时”就是落后于时代，悔就是醒悟，改就是去弊存利，革故鼎新。这样，魏源从愤悱出发，通过提出“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这一光辉的命题，已经把对于外来侵略的反应从感情层次提高到理性层次，并且已经接触到近代化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所谓“亦可补过于来时”，就是希望中国在未来的岁月赶上西方先进文明的步伐。
我们说愤悱通向感情与理智的结合，这决非是望文生义，因为魏源在《默觚》中提出的“才情”一词，也是主张感情与理智的结合。他认为：“才生于情，未有无情而有才者也。慈母情爱赤子，自有能鞠赤子之才；手足情卫头目，自有能捍头目之才。无情于民物而能才济民物，自古至今未之有也。小人于国、于君、于民，皆漠然无情，故其心思智力不以济物而专以伤物，是鸷禽之爪牙，蠭虿之芒刺也。”（《默觚下·治篇一》，《魏源集》上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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