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魏源说：“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愤悱属于感情层次，但含有理智成分并通向理智层次，而讲画则显然应该完全列入理智层次。魏源的思考与讲画并非始于鸦片战争，早在战前他即已“积感”于社会危机的日趋深重，但是，确实是外来侵略与民族危机促使他作更为全面而深入的思考与讲画。正如他在《圣武记叙》中所说的那样：“晚侨江、淮，海警飙忽，军问沓至，忾然触其中之所积，乃尽发其椟藏，排比经纬，驰骋往复。”除作40余万言《圣武记》外，又在林则徐《四洲志》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这部大著作。“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这可以看作是他的自我写照，也就是以后王韬所说的“‘师长’一说，实倡先声。”

　　人们常把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于近代化的认识过程区分为三个层次或三个阶段，即：器物、制度心性。这作为总体的大略勾画未尝不可，但如考察个别人物的思想与实践，则很难作如此简单明快的分割，即以魏源首倡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言，他所说的“技”并非仅限于器物；因为，与“战舰”、“火器”并列的“养兵练兵之法”，即涉及军事的管理、训练、教育乃至人员素质的改善。而且，魏源并没有把“长技”狭隘地理解为单纯的技术或技巧，而是从更高的文化层次来求得铨释。他反对传统的“奇技*巧”成说，公开倡言：“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巧。”“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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