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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悱·讲画·变力——对外反应与中国近代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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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32: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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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大学士倭仁为例，他在1867年春上奏反对设同文馆，认为国家“所恃读书之士，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反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47卷，第24页。)这些守旧势力的指导思想就是：“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对于他们来说，无论是魏源倡导的“师夷制夷”，还是以后流行一时的“中体西用”，都是“变而从夷”之邪说，至于康有为等人提倡的维新变法，竟然敢于要求变千百年祖宗之成法，那更是大逆不道。这股顽固潮流，到义和团运动时期更发展到极端，变成仇恨一切外国人和外来事物的笼统排外主义，支配其行动的是狂热的仇外情绪，已经毫无理智可言。早在20世纪初年，有些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已经看出症结之所在：“彼无意识之排外虽甚剧烈，其发念不过从耳目接近之忿恨点而起，而非从爱国心之点起。故虽讲尊亲之学深厚如徐桐，尚不知割台湾、租胶岛、借旅顺广（州）湾为何物，惟使馆市街有侵其府第一寸土者即忿忿不能平。适拳民亦妒教士之势横，两盲同意，二聋联盟，遂决欲铲除东交民巷使馆，及烧毁四牌楼教堂，以为如此外人即可莫予毒。呜呼！此即挟民族主义之国民举动乎？扶清者，仅扶东交民巷及四牌楼；灭洋者，仅灭公使馆及天主堂，如此彼尚知国家国民为何解乎！”(《箴国民》，1903年5月8日《苏报》。)“两盲同意，二聋联盟”的说法虽然过于尖刻，却道出了丧失理智的笼统排外主义的真谛。劳苦群众与统治者本来是对立的阶级，可是在瓜分惨祸迫在眉睫与仇外情绪空前高涨之际，却在一定时期内走上一条道，轰轰烈烈的反帝斗争遭到扭曲的命运。这就是两个世纪之交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民族大悲剧，而又从反面验证了魏源半个世纪以前提出的“愤悱”二字的深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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