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从讲画的实践来说，又确实是从器物层次开始的；因为反侵略战争既然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发端，那么中国近代化以国防现代化迈开第一步也就是顺理成章。洋务运动初步的重点是军事工业，而且在历史上曾被称之为自强新政。据美国学者杭廷顿考察，这乃是许多落后的传统君主国的共同特点，而国防近代化必然要导致鼓励经济发展与工业化，扩大交通运输能力，提高教育质量，改革陈旧风习，促进公共卫生等等。器物文明的革新是在特定的环境中进行，它不可能脱离制度、心性文明的相应配套革新；在任何国家，单纯追求器物文明的革新是不可能成功的。

　　洋务运动虽然不是历史上固有的名词，但它确实是一种社会运动，尽管在广度上与深度上都很有限制。军事工业的建立首先带动了原料（铁）与能源（煤）工业的兴起，继而又带动了交通运输、邮传电讯以及其它工商企业的发展。工业的发展需要科学技术，需要掌握科技知识以及管理现代企业的人才，这又必然要促使教育以及整个文化事业的变革与发展。所以，至少在上海等通商口岸，风气已经率先逐步开化。1880年傅兰雅曾说及他的在华观感：“今在十八省中所有新法新事已见流通，且显沛然莫御之势。要之，西国所有有益中国之学，中国必欲得之，盖华人已有饮泉思渴之心焉。”并且指出：中国人“明知学术一道，不在一国一邦，故虽视西人为夷狄之邦，亦乐学其有益于中国之事；惟必依中国之法以学，否则弃而不取。”(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傅兰雅对西学东渐之势估计未免过高，但“必依中国之法以学”的说法则大体符合洋务新政决策层的心态，实际上就是以“中体西用”为前提，“否则弃而不取”。甲午战前的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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