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页。）魏源所说的情不是单纯的感情范畴，尽管他举的是慈母、手足的例子，但已提出“于国、于君、于民”这样的社会责任感前提，而在这一点上“情”与“愤悱”便是相通的，其本身也带有理智的成分，而且已经进入伦理范畴。魏源的这些精彩议论，使我们想起比他晚生44年的日本维新思想家福泽谕吉，后者在其名著《文明论概略》中曾提出与“才情”遥相对应的“智德”一词。福泽谕吉认为：“智德必须相互依赖才能发挥其功能”，并且更加强调智的重要作用：“智慧不仅能增加道德的光辉，而且还能保护道德，消灭罪恶。”福泽渝吉比魏源离开传统的道德中心主义更远，他的“智德”论与“脱亚论”一同推动了明治维新的进展。由此也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魏源泛释“愤悱”、“才情”二词的社会历史意义。
当然，在19世纪40年代，魏源与其阶级本体之间的思想差别还只能说是大同小异，而且当时这些为数极少的维新思想先驱者是相当寂寞的。“月前孤唳为谁哀，无复双栖影绿苔。岂是孤山林处士，只应花下一雏来。”（魏源：《悼鹤》，《魏源集》下册，第838页。）他们心灵痛楚的浓郁与深沉可想而知。但是，他们的沉潜思考与孤独呐喊在稍后的岁月里逐渐产生影响，而且引发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维新潮流，其结果便是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关于这一统绪关系，王韬的《扶桑日记》曾有明确表述。1879年王韬访问日本时，著名学者重野安绎称赞他对海外情况的了解比魏源深切；王韬回答说：“然‘师长’一说，实倡先声，惜昔日言之而不为，今日为之而犹袭皮毛也。”重野安绎则认为：“魏默深血性人耳，得先生继起，而后此说为不孤耳。”实际上，继起者也并非只有王韬一人，还有冯桂芬、郭嵩焘、薛福成、马建忠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而对于后起的康有为、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人来说，王韬这一代人也无非是进化序列的中介层。
与魏源、林则徐等发其端绪的进步潮流相对立的，是在朝野都占统治地位的顽固守旧潮流。外来侵略的刺激、未能促使他们走向警醒、省悟与革新，而狂热的民族情绪反来淹没了他们有限的理智。以其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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