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魏源稍后的冯桂芬，继承并发展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他的《校邠庐抗议》一书中，除“制洋器议”而外还有“采西学议”以至“变科举议”、“改会试议”诸篇，这就把“师夷长技”扩大到引进西学更为广阔的范围。冯桂芬的“千古名论”（阔普通武语）是：“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校邠庐抗议·收贫民议》。)这里所说的法显然是泛义的，绝非只限于器法。因为他还曾指出：“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四不如”兼包技器，体制、心性三方面的革新愿望，且为30多年以后孙中山《上李鸿章书》所沿用。

　　推动洋务潮流的先驱者之一郭嵩焘，也是沿着从愤悱到讲画的路线前进。他总结鸦片战争以来反抗外来侵略的经验教训，认为单纯靠义愤与空言无补于艰危：“洋人之入中国，为患已深，夫岂虚■之议论，嚣张之意气所能攘而斥之者？但幸多得一二通知其情伪，谙习其利病，即多一应变之术。”郭嵩焘从总体上来说并未超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但他比同时人高明之处在于认识到西学本身也有本有末，并非尽皆为末。其《条议海防事宜》即曾明确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贸。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把“造船制器”看作“末之一节”，把西方朝廷政教看作“立国之本”，这种认识当然是已经从器物文明层次进入制度乃至心性文明层次。循着这种思路前进，必将导致对于“中体西用”的否定，其后裘作桴把“中体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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