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注意到洋务派这种集团力量的是容闳，他在1863年描述曾国藩幕府盛况说：“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4页。)到甲午战前，洋务集团以及与洋务事业直接间接相联系的各色人等，确已形成一股有相当声势的变力。但是，与庞大的顽固守旧势力相比较，这股变力仍然显得过于弱小，而且其本身又有很大局限。即以在洋务集团中起主导作用的督抚群体而言，真正具备近代头脑的人几乎还没有出现。按照熟知内情的郭嵩焘的说法，甲午战前堪称“洞悉洋务”的督抚只有三人：“合肥（李鸿章）能见其大，沈尚书（葆桢）能得其实，丁中丞（日昌）能得其精。”但是，郭嵩焘又批评他们未能超越“中体西用”框架，“徒能考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也。”情况很清楚：西方国家的文明进化，涉及社会制度、*体制、科学技术、文化学术、风俗习惯各方面的革新与进步。如果离开整体环境的变革，孤零零地去考求西洋*，引进外国军事口令、阵法、条例，乃至办若干工厂，辟几条航线，那就只能造成“桔逾淮而北为枳”的悲剧结局。
甲午战争的惨败证实了维新思想先驱者的远见卓识。于是，康有为明确提出变力问题，即所谓“其变力大者其治功大”，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缺少如同彼得改革那样的“雷力”。康有为不仅强调变革的力量、力度，而且还从文化形态学的角度辨析力的素质。他认为，凡能实现变政者，必然是“才武、志深、力雄、气猛”，所以能锐意改革，推移旋转，举重若轻。而同光新政之所以失败，则由于主其事者“才文、志浅、力薄、气弱”，所以因循苟且，难以成事。
维新派批评洋务派缺乏“才武”的气质，可是他们自己却没有如同洋务派那样能够直接掌握武装。他们把寻求更大变力的希望寄托于两方面，一是皇帝，二是民间。他们仍然是君权主义者，但他们力求把强大的君权化为推动变革的伟力。康有为劝光绪皇帝，要像大彼得那样，做大有为之君，“知时从变，应天而作，奋其武勇，破其千年自尊自愚之习，排却群臣阻挠大计之说”，这样才能“雷动霆震，万法并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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