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的支配力量是等级制度和等级结构，鸦片战争以后，等级制度削弱，等级结构失序。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在名义上权力如旧，实际上大不如前：政令的贯彻被打了许多折扣，八国联军之役，皇太后和皇帝逃难，南方督抚却和外国侵略者搞什么“东南互保”，及至皇朝改革政体，实行责任内阁制，任命“皇族内阁”，企图保住皇权，亦无济于事，而以“宗室党”的出现，标志皇权的丧夫。官僚是特权阶层，鸦片战争以后官僚权威降落和官位贬值，首先是武官自惭形秽，对外战争一打即败，最早受到民众的奚落；文官亦以在洋人面能直不起腰遭到谴责，观《官场现形记》“制台见洋人”的描写即可知了；至于镇压太平军、捻军的赏功及厉行捐纳制，产生大量官员和勋衔很高的官僚，可是无官可补，乃至四五品的衔只能做七品的官，官位大大地贬值。绅权在皇权和官威不立时，凭藉地方权力上升和地方自治的酝酿而有了提高，地方官更要依靠绅士进行地方的治理。大商人的地位相应上扬，由二十世纪初年公布的《资政院议员选举章程》和农工商部的《奖励公司章程》可知，纳税多的资产者可以成为资政院、咨议局议员和农工商部议员、顾问官。有些贱民得到某种程度的解放，如浙江的“堕民”、“丐户”在雍正年间被允许开豁除籍，但多数人没有能够实现，光绪末年他们再兴抗争，得到平民的支持，人们说：“同是人也，而强名‘丐’、名‘堕’以辱之，不平何如焉？吾誓拯之出，以全人道”[1]！堕民终于再度取得脱离贱籍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这时人们是以近代才有的平等、人道主义的观念争取堕民解放的，以此大不同于雍正时代；这是近代观念下的贱民解放，极富时代特色。等级失序，以至随着清朝的灭亡、等级制的消失，应当说是近代平等、人道、自由观念的产物，也是近代观念社会存在的体现。

随着近代产业和近代商品经济的出现，产生近代的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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