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变化，与西方文明的接触，中国人的思想，中国的文化，也从古代开始走向近代，人们模糊地意识到我们辉煌灿烂的古文明这时已经不够用了，需要了解世界，有许多地方需要向外国人学习。

近代认识论的发生和各种救国论。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起初是经世致用之学的流行；后来被乾嘉考据学所取代；鸦片战争前后出现新的经世致用学，那就是有名的魏源“帅夷技之长以制夷”说，就是学习和使用西方人的技术，作为与其斗争的手段，这样就赋予经世致用学说强调近代科技的内容；接着是洋务派发展与实践“用夷制夷”之说，兴办近代企业，希图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戊戌思潮和戊戌变法，比洋务派向前又迈进一步，不仅举办近代企事业，还改革文教，传播西方议会思想，“君主立宪”已呼之欲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从统治者的立场总结新经世致用说以来的的革新观点，主张以中国传统思想为根本，而采用西方实用学说和方法作补充，以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思想和方针；孙中山革命派，始初以美国*为蓝本，后来又加进某些苏俄社会主义思想；此外还有各种救亡论，如无政府主义，要求自由，相信暗杀的作用；国粹主义，希望激发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以排满；社会主义，注重解决民生问题的思想流派；以及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等学说。各种学派，认识论虽有差异，但都或多或少地吸收西方的近代思想文化，以之为武器，希图改造中国社会，使中国和西方一样，成为用近代科技、文化武装起来的近代国家。

近代学术的诞生。西方近代的哲学、逻辑学、经济学、*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部分地被介绍到中国，特别是严复将赫胥黎的著作翻译成《天演论》，使进化论一个时期里风靡于中国。中国近代的人文科学从十九世纪末以来陆续产生，如历史学，当1902年梁启超著述《新史学》，倡导史学革命起，中国的近代史学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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