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隆与鳌拜同旗结党，凡事皆附和。苏克萨哈威望尚浅，“心非鳌拜所为而不能力争”。在四辅臣的讧斗中，鲜明地形成两黄旗对一白旗，三比一的局面。这亦是鳌拜敢于背叛“誓词”，独揽朝政的重要缘由。苏克萨哈势孤力单，怏怏不快，康熙六年，乞请驻守先帝福临的孝陵。鳌拜借机罗织其二十四大罪状，拟将他与长子查克旦磔死，余下子孙处斩，籍没家产。玄烨洞见鳌拜等素怨苏克萨哈，积以成仇，而不准奏。鳌拜攘臂上前，强奏累日，再次矫旨，剪除苏克萨哈，为他全面擅权扫清道路。应当指出，鳌拜与苏克萨哈为儿女姻亲，他们之间这场殊死的较量，决非个人之间恩怨，而是长期以来满洲八旗之间的抗争在新的形势下的暴露。多尔衮在位时，扶植两白旗，压制两黄旗。“于驻防沧州两白旗兵丁，则给饷不绝，于驻河间两黄旗兵丁，则屡请不发饷”。[22]顺治五年，遏必隆兄子侍卫科普索“讦其与白旗诸王有隙”，设兵护门。同年三月，贝子屯齐等讦告两黄旗大臣谋立豪格，济尔哈朗“知尔不举”。诸种矛盾与冲突促使鳌拜当权后执意圈换旗地，压抑苏克萨哈，打击正白旗，抬高两黄旗的地位。这就是鳌拜与苏克萨哈长期争斗不已的实质。
四大臣辅政体制实施初期，与八旗制度的演变和太皇太后辅佐幼主的现实是相适应的，如同前文所述，执行的战略方针与政策措施是为巩固新生政权服务的。但新的辅政体制失去监督和控制，辅政之臣权力大，难以驾驭。皇帝年幼，辅政大臣不仅取代了内阁大学士入直和“票拟”的职责，甚至还可行使皇帝的“朱批”之权，以致他们的职权逐渐膨胀，科道官又不能行使监察和封驳权力，时间一长，自然引发鳌拜专权。
清太宗时期，设立文馆，又称书房，即秘书机构。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文馆为内三院。顺治十五年（1658年），仿明制，改内三院为内阁，同时设立翰林院。世祖遗诏既将顺治年间所设机构斥为“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当必须革除之列。顺治十八年六月，四辅臣以皇帝名义降旨吏部，“内三院衙门自太宗皇帝时设立，今应仍复旧制，设内秘书院、内国史院、内弘文院。其内阁、翰林院名色俱停罢。内三院应设满汉大学士、学士等官”。[23]这次所恢复的内三院与太宗时所设的职掌已有差别。太宗时，内三院的大学士颇受信任，随时入直，以备顾问。如范文程任内秘书院大学士，召直左右，“所典皆机密事，每入对，必漏下数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复召入”。每议政，皇太极必曰：“范章京知否？”入关初期，“抚育各国书敕，皆文程视草”[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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