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八旗内部的旗籍之争，随着年幼的君主即位，满洲贵族和官僚集团围绕权力的斗争迭起。多尔衮摄政，四大臣辅政，时间均近八年。两种体制适应了清初的*形势，有利于稳定清朝的统治秩序。摄政王多尔衮遵循先皇的既定方针，招抚前明官吏，安抚明代遗民，笼络民心。同时，出兵击溃大顺农民军等，消灭南明小朝廷，将统一全国的民族争征服推向高潮，为清朝定鼎中原奠定了基业。多尔衮功高盖世，乃至京畿地区只知道“九王”，而不知皇上。他排斥名列首位摄政王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将亲弟豫亲王多铎提升为摄政王。多尔衮擅权揽政，独作威福，威胁皇权。他大力扶植白旗，使之成为八旗中最精锐的部队，以此挤压两黄旗。这一切孝庄文皇后皆看在眼里，因此，多尔衮死后，尸骨未寒，便治罪夺爵，结束了摄政体制。 

孝庄文皇后选择了四位“上三旗”的异姓大臣辅政，以防叔王摄政的弊端。辅政八年，可分为两个时期，前三年，四辅臣按照“誓言”，齐心合力，基本上延续了世祖战略部署，对于清初政权的建设起了积极作用。后五年，鳌拜权倾当期，结党营私，打击异己，对皇权的集中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他维护满洲旧俗，人为地再圈换土地，治罪苏克萨哈，其目的是报复多尔衮，发泄对白旗的不满，这阻碍了满洲社会发展。这说明孝庄文皇后启用四异姓臣、实行辅政体制并未能达到预期的宗旨。权臣与皇权矛盾的激化，导致玄烨智捉鳌拜，铲除*障碍，这是加强中央集权的必然举动。从此，清朝的统治逐步走上了正轨。 

摄政与辅政体制在王朝的非常时期，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因王大臣的权势过重，又无法受到制约，严重地威胁着皇权。满洲贵族集团为了国家的根本利益，当六岁的同治帝载淳登基时，仍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顾命”八大臣，赞襄政务。而又出现了亲王辅弼，还是大臣佐助之争，加之肃顺等“跋扈”，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诉发动“辛酉政变”，迅速结束八大臣的使命。在三岁的宣统帝溥仪君临天下时，其父醇亲王载沣为监国摄政王。尽管这种临时体制弊端明显，但是王朝并不能弃之不用，这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的一个特殊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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