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摄政，内三院大学士既不直入，也不票拟。这次复设之内三院大学士与内阁大学士相比，除品级从正五品升至正二品之外，其他职司与顺治初年之内院大学士无别。如同御史李之芳疏言：“昔（内阁）大学士俱内直，诸司章奏，即日票拟。自鳌拜辅政，（内三院）大学士皆不入直，疏奏俱至，次日看详”。[25]辅臣共同商量票签内容，请示太后，并且代替幼帝朱笔御批。所以，必待次日看详。这样，大学士入值和票拟之权被剥夺了，这样就打乱了国家中枢机构的决策秩序。辅政权臣的所为又得不到有效监督，为鳌拜揽政提供了契机。
辅政体制失控主要表现在：1、辅臣权势渐重，取代了皇权。鳌拜专权即如此。辅臣参预国家重要机务的决策，又可代皇帝“朱批”，利用奏疏“次日看详”之则，鳌拜将部院奏折私带回府，“任意更改”，一人独断。他操持中枢机构，安插亲信党羽，如任命户部尚书即以“太宗文皇帝时设有二员，今亦应补授二员”为借口，将马迩赛徇情补用等。2、六科封驳之权，名存实无。因闲置了内阁大学士入值和“票拟”的职能，实际上取消六科掌题本之抄发与封驳的监察职权，批下之本，径达部院。权臣处于无监督的状况。3、此时的诸王多颐养天年，无问朝政。致使鳌拜擅权便愈演愈烈。
四、辅臣与皇帝的权力失衡
四辅政大臣是一个辅佐幼年君主的*集团，四人之间因旗籍矛盾加剧，裂痕愈大。鳌拜排斥异已，专权自恣，独揽朝纲，擅作威福，有个发展过程。依据所见史料分析，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从顺治十八年（1661年）至康熙二年（1663年），其特点是索尼等四人相互协同，共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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