俱系汉文，满洲官员如不识汉字，必被滑吏欺隐，以致误事。嗣后，刑部满洲司官缺出，请拣选通晓汉文人员补授，庶案件易于料理，满洲习汉文字者，愈加勉励矣，应如所请。”[21]乾隆帝弘历指出：“我朝一统以来，始学汉文。”[22]雍乾之时，满洲的贵族便“不学习清语，公所俱说汉语”，“近闻在南苑，侍卫官员、兵丁皆说汉语”[23]。留驻关外的满洲人亦如此。盛京马尔屯地方，“彼方汉人多以马二屯呼之。盛京所属地名，多系清语，今因彼处满人不能清语，误以汉名称之。”[24]《吉林外记》亦载：“近数十年，流民渐多，屯居者已渐习为汉语。”“至各属城内商贾云集，汉人十居八九，居官四品以下率皆移居近城三二十里，内侵晨赴署办事，申酉间仍复回屯。其四品以上，职任较繁者不得不移居城内，子孙遂多习汉语。”⑩黑龙江地区也不例外，《黑龙江外记》卷六指出，“通国语者寥寥，满洲多能汉语故也”。可见，清代中期以后，在朝廷汉语已经取代满语，成为满洲官方的主要语言工具。这是满洲汉化的明证。
综观上述，满洲民族共同体本部族的形成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它是以血缘和地域相结合的产物。入关前，满洲逐步由渔猎生产方式向农耕经济形态转化，仍坚持“国语骑射”，保持本民族的浓郁特色。对纳入本部族其它民族成员迅速实现满洲化，同时不断加大汉化进程。入主中原后，满洲贵族不论是出于主观的或客观的愿望，对中原传统文化的仰慕，政权整体的儒学化，与明王朝趋同，这都是历史发展趋势使然。满洲融入汉族文化，汉族也接受了满洲文化。这种民族之间大范围的彼此接纳，以及*、经济和文化交流，有力地促进各自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一个强势的弱小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征服和长期统治一个人数众多的先进汉民族，凭借得当的政策与策略，一方面，他们努力地保持本民族的特质，使融入的部落本民族化，甚至以强硬的手段，用本民族文化改造被其征服的先进汉民族，如薙发、易服等；另一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吸纳周边民族的先进文化，不断适应社会的发展，这也是满洲民族共同体得以确立，清朝能够长期维系稳定统治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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