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旗帜鲜明地打出灭“贼”的旗号。并宣布此行“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之意”。这是争取人心的最好办法。洪承畴同时提出:“军民秋毫无犯”,“百姓仍予安全”〔39〕等安定社会的政策措施。
与此同时,范文程也上书多尔衮说:夺取中原的大好机会来到了。现在我们的打击目标只有一个,即攻陷北京、逼死皇帝的天下“必讨之贼”“闯寇”。他分析说此贼存在着“天怒”、“士忿”、“民恨”三个必败因素。又“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因此应该“声罪以临之”。即鲜明地打出讨贼的旗号,“恤其士夫,拯厥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他进一步说:“好生者天之德也。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止欲帝关东,当攻掠兼施;倘思混一区夏,非ㄨ安百姓不可。”〔40〕这不啻激将法,再次强调抢掠杀戮行径必须收场。
多尔衮不愧英明的统帅,他审时度势,完全采纳了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建议,立即改变行军路线,由原来打算奔赴墙子岭,毁长城入内地,改为直趋山海关,接受明将吴三桂的投降。在复吴三桂书中说:此次所“率仁义之师”是“底定国家,与民休息”,“期必灭贼,出民水火”。〔41〕出兵的旗号完全改变。吴三桂接书后再次遣人致书说:“接王来书,知大军已至宁远,救民伐暴,扶弱除强,义声震天地”。〔42〕战略方针的改变立即产生了积极效果。二十一日于山海关一片石击败农民军后,清兵大举进关。二十三日,多尔衮向八旗将士发布指示说:“此次出师所以除暴救民,灭流寇以安天下也。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43〕在向北京进发途中又以大学士范文程的名义向官民人等发布告示:“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百姓也。今所诛者惟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师律素严,必不汝害。”〔44〕因而反响强烈,“凡百姓逃窜山谷者,莫不大悦,各还乡里,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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