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十一年，皇太极即位的当年，就屡下谕旨，强调宽待汉人，规定凡国中汉宫、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今奸细往来者，事属以往，虽举首概置不论；强调满、汉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下令禁扰汉人，有抢劫汉人牛、羊、鸡、豚者，加以惩办；明确规定除了每备御只给八个壮丁、二牛，供其使令外，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特别重要的是皇太极一改努尔哈赤屠戮汉人的政策，而代之以“恩养”。皇太极屡谕臣下，对于新旧归附之人，皆宜“恩养”，并且规定“管辖汉民各官”，以抚养之善否作为“分别优劣”的考核标准。皇太极“恩养”汉民及其他一系列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争取辽东汉人民心的作用。

皇太极对于归降后金政权的汉族官吏和知识分子采取笼络手段，甚至不惜高官重金。在攻下大凌河以后，皇太极对降清的明将，仍旧原衔，分别授职，赐之世袭敕书，并且五日一大宴，三日一小宴，八贝勒轮流宴请、款待，以安其心。天聪七年(1633年)，明军将领孔有德、耿仲明携红衣大炮投清，皇太极亲自以女真最隆重的抱见礼郊迎，并给以丰厚的赏赉，当日即授其都招讨印。清崇德七年(1642年)，松山之役，掳明将洪承畴，皇太极亲至洪馆，解貂裘与之服。对于有才干的汉人，皇太极一律擢升重用，引为心腹。汉人谋士范文程，原系辽东土著大地主，归降后深得皇太极的尊宠，委以大学士重任，后来范为清军人关出谋划策，起了很大作用。自崇德六年定三院，至顺治二年(1645年)，此十年中，任大学士者为刚林，范文程、希福、鲍承先、洪承畴、祁充格、宁完我七人、其中范文程、鲍承先、宁完我、洪承畴等均系当时汉人名儒。天聪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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