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极亲自统兵的攻明之战，开始于天聪五年七月，而所谓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的征宁远，则是崇德元年八月间之事。这两次战役，皇太极均有不同的战略部署。前者是吸取了以往攻坚战失败的教训，采取“掘壕筑墙以困之”的围城战术，严令诸将率所部“各固守汛地，勿纵一人出城”[51]，以做长期围困之计。后者向宁远进发乃疑兵之计，为的是牵制明朝兵力，以策应率兵入关掳掠的阿济格、阿巴泰军，各携带所获“庻得乘隙，从容出边”[52]。当然，这均属绝密。而李延庚两次均遣人“往作奸细”和“通敌”，分明是向明朝泄露机密，破坏后金-清军的战略部署。对清来说是极其严重之事件，所以，当其一旦发觉，便立即施以极刑的断然措施。
然而，备受信赖、地位显赫的后金-清高官李延庚何以一而再、再而三，且绝不休止、不惜一切代价地坚持背叛，而心向明朝？何况其身世更非同一般，其父抚西额驸李永芳乃后金国里汉官中，数一数二的头面人物。这一举动不仅令清统治者极为震惊，也令众多世人疑惑莫解。其实后金-清政权里的汉官中，与李延庚有相同表现，即坚持背叛之志而归明心切，且不断采取行动者，不乏其人。其中最为突出者要算前面已提到的以刘兴祚为代表的刘氏兄弟。他们之所以如此，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但究其最根本之原因，乃在于后金政权所推行的以仇视汉人为中心内容的民族压迫政策。这一政策对广大汉人，包括汉官在内所造成的心灵上的伤害极其惨烈、深刻，经久难消。
当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统治者攻入辽沈地区之后，实行最野蛮最落后的奴隶制和农奴制，对广大汉人进行残酷的民族奴役和压迫，把辽沈地区本来比较发达的封建经济弄成大倒退。为维护奴隶主的利益和巩固它的统治，努尔哈赤推行一系列掠夺奴役平民、屠戮儒生等措施。面对这种无法忍受的非人待遇，辽沈地区广大汉人或武装起义、或*、或逃亡，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斗争。后金统治者则进行血腥镇压。”[53]做为直接同广大汉民打交道的后金国中的汉官亲身经历和目睹了这一切，无辜同胞的苦难和血泪不能不使他们当中天良未泯者的心灵受到触动，进而转向同情甚至支持被奴役被蹂躏的同胞。本来身负重任直接管辖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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