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汉民事务，为后金立有大功的刘兴祚，终于走上叛金归明之路，并策划同复州军民一起大逃亡便是明证。皇太极继位后，采取了一系列争取汉人的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收效，但后金多年来一贯推行的歧视汉人的政策，造*们心灵上的创伤一时难以平复。正如贝勒岳託所说，“人怀疑惧，纵极力挽谕，人亦不信”[54]。这是大实话。皇太极也看到当时歧视、奴役、虐待汉人的现象在后金国里仍然普遍存在，“八旗皆然，罪之不胜罪”。他认识到正是由于满洲诸臣不断地“虐民妄行”，才造成广大汉人的“逃亡背叛”[55]。他痛感问题的严重性而警告满洲将领说：“向者我国将士于辽民多所扰害，至今诉告不息。”“若仍前骚扰，实为乱首”[56]。但皇太极的警告与希望扭转不了满洲歧视汉人的习惯势力，改变不了尖锐矛盾的现实。
而且，后金统治者对为它效命的汉官的猜忌、歧视与凌辱相当严重，所有汉官，包括那些身居显要位置的汉官亦均不能幸免。汉官们虽然竭诚为后金效命，但在满洲主子看来他们仍是低人一等的奴隶，而随意欺凌、虐待、“陵轹作践”是一种普遍现象，汉官被欺凌得往往“伤心落泪”[57]。致使有血性者之寒心，乃至离心。才干出众、文武兼通的刘兴祚，曾深得努尔哈赤及满洲权贵的赏识与器重，被称为“爱塔”，即“爱他”之意，而被授以重任,成为管理一方的长官。然而，其主子大贝勒代善对其“常常虐害”，“夺其乘马，取其诸物”，竟“使其不能自存”。[58]终于在皇太极继位后不久，便逃亡而去。而皇太极继位后在*舞台上又重新活跃起来的李永芳，其境遇并不美妙。他在一次随军征战时同满洲诸贝勒一样，向领兵统帅二贝勒阿敏提出诚恳的建议，却独遭阿敏的当众痛骂：“汉奴！我欲杀尔，岂不能杀乎，何须尔多言！”[59]从此，李永芳“终无一言”[60]。刘、李之遭遇并非汉人中的个别现象。面对这种暴虐与屈辱，凡有血性有良知者绝难隐忍、承受！所以李延庚奋起反抗，其“叛志”已定，且历久弥坚，义无反顾，也就情在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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