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医轻则遭到申斥，重则受到严厉惩处。如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太医院院使孙之鼎等承旨治疗正黄旗内大臣颇尔盆痔漏复发症，康熙对他们的治疗情况非常不满，曾在硃批中大发雷霆，写道：“庸医误人，往往如此”。封建皇帝，具有无上权威，这样一批，太医如何经受得起。又如光绪帝死前的一两年间，因病情复杂，太医难以*，而光绪本人又怨天尤人，他在自书的“病原”中，曾多次对应诊的太医恶语相加，发洩不满。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五月二十六日说： “近来耳响作堵，屡易方药，仍属加重。腰胯酸痛，亦未稍轻。+6540 总系药不对症!”“治此疾必先明其病之原因，细按先后症情，乃可施治无差，岂可草率立方哉！”七月十七日(8月13曰)说：“服药非但无功而且转增，实系药与病两不相合，所以误事!”到了八月，原有诸症不仅没有好转，而腰胯疼痛、耳堵、腹痛等病更行加剧，光绪怒不可遏，对太医严加训斥：“所用诸药非但无效，而且转增诸恙，似乎药与病总不相符。每次看脉，忽忽顷刻之间，岂能将病情详细推敲，不过敷衍了事而已。素号名医，何得如此草率”“名医伎俩，仅止如此，亦可叹矣!”那时光绪因戊戌变法失败，虽被慈禧太后幽禁，但在名义上他还是皇帝，太医为其治疗是不敢马虎的，用药无效，实因病人膏盲，已非人力所及，怎么怨得了太医，可是光绪偏认定是治疗不当造成的，太医们也只得俯首认错，恭聆皇帝的辱骂。皇帝患病，不论何种原因，医治无效而死，即所谓“龙驭上宾”，都要给太医以处分。光绪帝死后，太医院院使张仲元、御医全顺、医士忠勋等，均以“未能力图保护，厥咎甚重”之类的罪名，受到“即行革职，带罪当差”等例行处分。君主专权的社会，有理也是不能讲的。
(三)至于那些因一定机遇，进剂获效，荣受天眷的太医，其处境也非全如人意。给慈禧太后治过病的薛福辰就是一例。薛福辰字抚屏，江苏无锡人。精于医学，名驰南北。慈禧患病，召之入都。经精心施治，效果颇佳。慈禧病愈后，自撰“职业修明”四字匾额，赏赐薛福辰。医功告成，本应“载誉”回籍，但是“老佛爷”却不准他即时出京，因为在“西圣(慈禧)新恙悉愈”[4]之后，还须“旧恙一一就痉，方许报安”，这叫做“请太平脉"，如此还得在京躭搁下去。不料就在薛氏为慈禧治疗期间，他的家乡，疾疫流行，眷属俱病，其次女竟致殇殁，薛福辰之弟致沈某函中曾慨叹地说：“抚兄(薛氏)以回天妙手，而眷属皆不免于病，所谓木匠缺床足不能自理者非耶”。可以想见，薛福辰当时的悲愤痛苦心情，必是有言难诉的。薛福辰在接受慈禧恩赉之后，并不感到是幸事，反而忧心忡忡，寝食不宁。其弟为其担惊受怕，在他的信中说： “得悉抚兄近况，医事近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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