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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次对西方外交冲击的制度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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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35: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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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与其它四口实行的外交政策协调一致，以致五口通商口岸在对西外交政策方面出现某种程度上的混乱。广州、上海虽同为通商口岸，但在处理与西方国家关系问题上，诸如进城、租地、中外官员会晤方面却有截然不同的政策。就拿外国人“进城”来说，上海的外国人“不问城内外，皆可听其游处，如土著矣”，其它几口也与上海相同，外国人“所至视其城如户闼。独粤城垣门，与夷馆相距仅咫尺间，转不得一入”。（注：梁廷柟：《夷氛闻记》，卷五。）至于中外官员的会晤机制，广州之外的四口，中外官员不仅会晤频繁，而且会晤地点也大多在当地政府的衙署，当地官员的“夷夏之辨”的观念和排外气氛远不如广州浓烈。上海不到十年的时间就赶上甚至超过了广州的外贸地位。福建办理夷务的大员徐继畲在1848年也根据与美国传教士的密切交往和探询完成了《瀛环志略》的撰写。此外，四、五十年代在上海、福州等地发生的重大外交事件，诸如《上海租地章程》的制定、福州神光寺事件的处理，它们的决策过程和解决根本就与五口通商大臣无关；而通商大臣在广州处理外务的政策和原则对其它四口也很少有影响。五口通商大臣与通商口岸督抚之间有关外交的来往行文稀少，也已表明二者之间的纵向联系是微弱的。正是中国内部外交政策的不一致，甚至是相互抵触，导致西方国家以某一通商口岸的政策来攻击和要挟另一通商口岸的对外政策。就如1850年徐广缙和叶名琛在奏折中担心的那样：“广东向为诸夷麇集之区，而江苏、闽、浙等省，设立夷目，交涉公文，亦为续开通商之地。广东稍有动摇，则各省倍难捍御；偿各省稍涉松动，则广东亦大费支持。”（注：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一册，第50-51页。）叶名琛在给咸丰的奏折中也指出了西方国家在50年代以来舍广州而前往上海等“华夷相恰”的通商口岸与当地的督抚们进行外交谈判是西方人实施的“反间计”（注：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17页。）。1852年，苏松太道桂麟就曾建议，为协调各口外交，各通商口岸应皆由广东人来办理，“……广东人深悉夷情，素称勇敢，遇事其心，夷人虽嫉而莫敢如何。即如福建厦门之兴泉永道、浙江宁波之宁绍台道、江苏上海之苏松太道，皆用广东籍贯之员，加以升衔，使之妥办，使五口声气相通，夷人更生畏忌。”（注：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一册，第127页。）这种企图以统一的广东官吏办理通商事务显然是不现实的：一方面，这种选拔和提升官吏的方法不符合清朝铨选官吏的体制；另一方面，即使得以实行，也难以获得预期的效果，在之后的广东籍的、买办出身的苏松太道吴健彰在上海则执行了一条比前任更加“亲夷”的外交政策。
何桂清在1859年3月的奏折中，评价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之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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