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第241页。)不论是琦善和耆英的蒙骗战术,还是叶名琛的拖延策略,都是清代官僚机制的产物。
两次鸦片战争之间清政府的外交体制演变是清政府外交体制承上启下的转变时期。而五口通商大臣体制的演变,是清政府当时外交变革的一部分。在清政府近20年间的外交探索和实践中,一些制度创设直接成为1860年之后清季新设官职的模本。“五口通商大臣”设置中包含的中央(钦差大臣)和地方(总督)两种职能分别被1861年设立的总理衙门和“南北洋通商大臣”继承和替代。显然,五口通商大臣体制在清政府外交体制转变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五口通商大臣体制是在中国传统外交的范围内进行的,五口通商体制虽然在形式上有所创新,但其性质从总体而言仍然是传统朝贡体制的变种。因此这一体制难以应付鸦片战争之后新的国际形势,这一点从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对西方的外交实践中得到了证明。
(資料來源:《人文杂志》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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