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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次对西方外交冲击的制度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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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35: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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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理福建“夷务”颇有手段的徐继畲调离福建后，就已经使刘韵珂在处理“夷务”和地方事务之间“分身乏术”了。但闽浙总督处理的外交事务如与五口通商大臣在广州面临的外务相比，其难度和数量不可同日而语。广州作为两次鸦片战争之间中西交往的中心地和中西冲突的风暴中心，主要历经了耆英、徐广缙和叶名琛三任两广总督主政时期。在耆英办理广东“夷务”时期，“耆英把钦差大臣的职务看得比两广总督重要，而徐则与之相反，这种变化与当时国内危机越来越严重相适应”。（注：黄宇和：《两广总督叶名琛》，中华书局,1984年，第19页。）耆英曾临时创设过由“委员”办理外交的体制，这应该算作是外交专业化的雏形。不过这种“委员制”由于委员们都由总督手下的大小官员兼任而仅具有半专业化的特征。随着耆英在1848年的离任，“委员制”在徐广缙和叶名琛时期，虽未消失，但基本上弃而不用。此外，至徐广缙和叶名琛时代，中国进入了国内变乱频仍时期，而两广恰是这种变乱的发源地和中心。在四十年代末，广东各地开始爆发零星起义；在五十年代后，太平天国又从两广兴起；1854年红巾军围攻广州。两广总督此时已经承担着镇压起义、恢复国内和平的重任。这一局面加重了本已繁重、早已超出负荷的两广总督职位。本职和兼职顾此失彼。在徐广缙任总督时期，就已减少了与外国公使和领事交往的次数。在叶名琛时期，对西方国家递交的照会，“或答数语，或竟不答”，这也许不完全出于叶名琛的傲慢。此一时期，两广总督戎马倥偬，国内战事更加频繁，在叶名琛的本兼各职中，处理地方事务和关系到清朝生死攸关的军事问题这一两广总督的本职任务已挤占了行使通商大臣这一兼职任务。但通商大臣相关的职责又没有其它专门化的机构和人员来代行。到叶名琛时代，设在广州的外交“通商大臣”一职已形同虚设了。这种制度缺陷严重制约了中国和西方关系的正常发展。
第三，把五口通商大臣设在京城以外的遥远边疆，使制定外交政策的最高统治者和执行外交政策的钦差大臣出现了过长的时空分割。不仅在外交决策方面失误，而且在外交政策的执行方面也出现了误差。本来，把办理夷务的官员派往广州，使办理外务的通商大臣远离帝都的权力中枢，这是比较符合传统的朝贡外交的做法的。从北京的皇华驿站到广东省一般有两条信道：一是从皇华驿经涿州，到济南府，再经江宁、安徽、江西，到达广东；二是从皇华驿经保定，到开封府，再经两湖，到达广东（注：刘广生：《中国古代邮驿史》，人民邮电出版社，1986年，第351-352页。）。但京广两地之间长达几千公里的地理距离又使北京的皇帝和广州的钦差大臣之间的信息通达在当时的条件下，即使是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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