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的查禁不力大为恼火。他不得不严旨切责说：流民出口，节经降旨查禁，各该管官总未实力奉行，以致每查—次，辄增出新来流民数千户之多，又总以该流民等业已聚族相安、骤难驱逐为词，仍予入册安插，再届查办复然。是查办流民一节，竟成具文。试思此等流民多致数千户，岂一时所能聚集？！该地方官，若能于入境之始，认真稽察，何难即时驱逐？！且各该流民经过关隘处所，若守口员弁果能严密稽查，何能挈族偷越？！各该管官员种种废弛，于此可见”因此要求，“嗣后责成该将军督率厅员，实力查禁，勿许再增添流民一户。如再有续至流民，讯系从何关口经过，即将该守口官参处。他同时指出，“长春厅民人，向系租种郭尔罗斯地亩。著理藩院饬知该盟长扎萨克等，将现经开垦地亩及租地民人，查明确数，报院存案。嗣后无许招致一人，增垦一亩。如有阳奉阴违，续招民人增垦地亩者，即交该将军咨明理藩院参奏办理。”[40]
从整体上来看，嘉庆禁止民人出关垦荒的政策是严格的，严禁内地民人出关垦荒的命令，一次比一次强硬，所采取的措施，也一次比一次严密。但由于这种封禁是与历史发展背道而驰的，因而也是行不通的，终嘉庆一朝，在出关耕垦这个问题上，依然是禁者自禁，流者自流。据统计，盛京地方，嘉庆十七年（1812）民人942 003口，较乾隆前增加152 910口，到道光初年，流民在辽东“安居乐土，不但不肯回籍，抑且呼朋引类，日积月多，驱逐不易”。吉林地方，到嘉庆十六年（1811）民人33 025户、307 781口，较乾隆朝增加1．5倍。黑龙江地方，嘉庆十三年（1808）有民人26 207户、136 228口，比乾隆朝增加 99 820口，是雍正朝的16．7倍。从人口升降率情况看，奉吉两境以乾隆三十一年（1786）至五十六年（1791）为100％，嘉庆十七年（1812）奉天上升为114．65％，吉林上升为201．3％。自嘉庆朝以后，东北的人口密度有显著变化。嘉庆十七年奉天地方每平方公里为7．53人，吉林地方为0．41人。另据嘉庆二十五年（1820）东北四城人口密度计算，奉天府为12．93人，锦州府为28．94人，吉林乌拉城为5．21人，黑龙江城内为0．73人[41]。
实际上，这种限制政策也遭到地方官员和当地人民的反对。嘉庆十九年五月，古北口提督文宁奏折中就说：“国家生齿日繁，无业贫民出口佣趁谋食，势难一概禁止，但于关口严设*，不过使贫民多罹于法，其绕道偷越者仍所不免，既于民生有碍，亦于关政无益。”“口外各厅，境壤相连，若商民来往均须领票报查，是使胥吏日饱囊橐，商民被累，必群相裹足不前，其弊岂可胜言！”对禁止民人出关政策提出批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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