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十五年二月，他又鉴于“内地民人生齿日繁，出口谋生者益复加增”，下令户部对各口外寄居种地之民，现在作何稽查？民人出口，各关是否记档？每年年终是否造册报部情况全面检查，迅速上奏。同时规定：商贩往来，俱由都统衙门发给照票；其余双身出入民人，均应取具关内铺保，方准放行出口，有关情况交山西造册报户部，各关口造册报兵部查核[36]。仅过去两月，嘉庆又认为，吉林、盛京、直隶、山西口外，过去设有一府一州五县、十二厅，分别隶属吉林将军、奉天府、山西巡抚和直隶总督统辖，地方辽阔，管理不便，对执行*也常出漏洞，因而决定专设热河都统一员，对这一地区实行统管。同时再次申明，“除原先经开地亩外，不准再有私招民人开垦之事”，“现在该处聚集民人，已有十万八千六百余户，应责成理事司员州县等严查，勿今再添外来流民”[37]。 

至于蒙古地区，在过去也曾经是关内流民群首选的流向之一，流民人数之多，并不亚于东北三省，仅康熙五十一年“山东民人出口种地者多至十万有余”。雍正也鉴于“伊等皆朕黎庶，既到口外种地生理，若不容留，令伊等何往？”遂于雍正元年（1723）、二年、三年分别设置了古北口、张家口、归化城三同知进行管理[38]。这些情况，嘉庆是深知的，但他不以为是，反而认为是个大漏洞，千方百计予以堵塞。早在嘉庆八年（1803）八月，他就以“蒙古地方容留民人租种地亩，日久必致有碍游牧”为理由，下令将齐巴克扎布等处种地游民强行驱逐。只是由于该部首领蕴端多尔济等，以该地蒙古人等“多有欠民债者，今若概行驱逐，则负欠之蒙古措偿拮据，而贫民亦无所归”，主动恳请容留，嘉庆才不得不暂时收回成命，恩准“免其驱逐”。但仍明确规定，“嗣后不准另垦地亩，添建房屋”，而且要求，“其聘娶蒙古之女为妻者，于该民身故后，将伊妻子给与该处扎萨克为奴”；“所有该处居民，著库伦办事官员按人给予执照，每年由蕴端多尔济派人检查，造册报院。倘经此次办理之后，再有无执照民人任意栖止，不特将该民人从重治罪，必将该盟长扎萨克等一并治罪。”[39]由此可见，“强行驱逐”虽说是免除了，但控制措施却较前大大地强化了。 

同年十一月，吉林将军赛冲阿奏报，吉林厅查出新来流民1 459户，长春厅有新来流民6 953户，嘉庆帝阅后大吃一惊，又使他对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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